本文是根据年5月20日马前卒在天津中国民航大学进行的TEDx演讲《没有报纸的时代怎样作媒体人》整理而成
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民航大学演讲。我对这所学校的熟悉恐怕超出各位的想象。在座应该有很多同学是00后,你们出生之前,我就住过民航学院的宿舍,体会过被飞机吵醒的感觉。因为年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推荐我的好朋友来这里读空管专业,我路过天津的时候经常来这里蹭宿舍住,今天算是故地重游。
年我还有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就是火车站售票大厅。
当时没有网站,买票都要到售票口,春运的时候半夜就要来排队,平时买票前面也会排上好几十人。排队无聊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样不排队。不过其实也不用想太多,条件都写在优先购票窗口上了。
当年的售票大厅
条件倒是简单,就是名额少了点,人大代表全国两三千个,两院院士一千多人,合计4千多,平均30万人才出一个。看了这几个选项,再看看自己的学习成绩,我觉得很绝望。
不过,牌子上写的很清楚,记者购票也优先。我查了一下相关法规,发现正确的说法是记者最优先,同时允许院士到记者窗口买票——院士的优先权还得附属于记者特权。
附属于记者特权的院士
记者数量比人大代表和院士多得多,为什么我不考虑做记者来逃避排队呢?因为专业不对口。我是学土木工程的,那时候记者不是新闻系就是中文专业毕业,根本轮不到我做。相对而言,当人大代表或者院士似乎还靠谱一些,比如说毕业考建设局的公务员,三十年后级别到了混个人大代表资格,起码算个盼头。但当记者,做一个媒体人,是我在20世纪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完全没想过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现在是一个自媒体人,在知乎一亿用户中,点赞排名第四,所以组织了一个小工作室,和同事一起写媒体。而之前的五年,我在上海观察者网工作,职务是新闻总监,也算在全国性媒体有了从业经历。无论是之前在观察者网,还是现在做自媒体,我周围的同事绝大多数都不是新闻或中文专业出身,我们都走到了20年前没有想过的职业上。
但是,我们拿到购票优先权没有呢?显然没有。网站面前人人平等,火车站窗口也绝对不会问你在哪个媒体工作,有多少粉丝。
为什么当年新闻系出身的记者有最高的优先通行权,轮到我们这些杂牌专业自媒体出身的就没有了呢?这不是欺负人么?
其实这是有必然性的,我们这些人走进媒体行业,恰恰是记者特权消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加入的这个媒体行业,和上一代媒体行业相比几乎是两种工作,在技术基础和操作方式上都有本质区别,所以媒体人成了一个开放的职业。
和今天相比,20多年前的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绝大多数人获取信息和发送信息的效率都非常低。我年到上海读大学,记住的第一个数字是自己班级的信箱号码,每天班里派一个人去邮箱里取全班的信。我和中学同学之间写信联系,一周能收到回信算快的。图书馆的杂志,往往是在出版后一周才上架,只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才能做到当天阅读。
但这比我读大学之前的情况已经好多了,之前我生活在一个矿区小镇,给亲戚写信要十几天才能到,周围只有邮局卖杂志,往往是五月份看四月份的期刊,星期三看星期一的报纸。这是因为那个年代普通人没有电信设备,到邮局发电报,一篇短文就要消耗一个月工资。所以只能等着邮递员骑自行车送上门。
当然个人电话正在普及,年底,我宿舍装上了电话,在我所有中学同学中是最快的。但电话依然解决不了一对多发送信息的问题,我要想把一件事告诉个人,就得打个电话,而且还不能保证每个人接受的信息都一样。所以那个时代没有自媒体。
当时的信息传播能力这么低,各个地区之间几乎是相互绝缘的状态,国家要是不干预,就会有人拿着已经废止的法律去北京告状,或者带着全家跑到地震灾区去旅游。所以国家就把电信设备、印刷厂和发行网络集中给少数媒体,铺设一个骨干的信息传播网络,专门传播国家认为最重要的那些信息,然后再把各地的新闻选一些放上来,保证地区之间的联系。
和其他机构相比,这个骨干网上的媒体有全国最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最快的传输能力,和最广泛的传播能力。刚才我说过,上大学的时候写信给其他省的同学,要七八天才有回信,但是大城市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是当天的,新闻联播可能会播报十几分钟之前的新闻,这就是骨干信息网络的威力。
这个骨干信息网的版面和传输能力都有限,必须用最少的资源传递最多、最符合国家意图的信息,所以操作它的人必须精挑细选,一般是大学新闻系中文系毕业,国家审核了才能进去。如果说当年的媒体是信息高速公路,这些编辑和记者就是极少数有驾照的司机和交警。其他人只能在公路下面走路,最多骑自行车。
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只有少数人掌握汽车和公路的时候,司机就必然享受特殊待遇。八十年代,司机是绝对的高
收入阶层,无论是给国企开车还是个体户,一个司机只要胆子大,月收入几百元很容易,等于五六个国家干部的收入。而且司机这几百块钱比其他人的购买力更强,因为他走南闯北,知道某种商品在什么地方买便宜,在什么地方买不用票,所以大家对司机又嫉妒又尊重,都希望自己有个司机朋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媒体人的身份就相当于80年代的汽车司机,大家对他们又羡慕又依赖,甚至还要怕他们。所以媒体人理直气壮地拿到了各种优待,优先买车票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十年前我在陕北一个县的财政局,和副局长聊天,忽然就有人冲进来,说咱们县矿难了,主管副县长让你赶快准备20万现钞,估计各路记者马上就到,咱们得稳住他们。这就是独占信息高速公路给别人带来的压力。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传统媒体人独占的一些资源开始扩散。比如说教育普及让我们普通人也有分析和写作能力,又比如油印机出现,让普通人也有廉价复制信息的能力,到了手机短信群发时代,人人都能把收到的小段子改编一下再群发出去,媒体的优势已经不算大了。
最终消灭传统媒体人优势的技术是计算机和互联网。过去媒体人用印刷厂复制信息,现在右键点一下就复制;过去媒体人用排版车间编辑信息,现在小学生也用用wordwps;过去媒体人用遍布全国的发行站和书报亭传播信息,现在只要贴到微博就行。
传播模式的变化
看这张图,我们可以粗略的把过去的社会看成一块绝缘的塑料,里面插着一些导线,电信号沿着导线传播,再影响沿线的塑料。现在的社会是一整块导体,任何一点都可以把自己的信息向全社会传播,同时也从全社会搜集信息。
从硬件上看,这意味着传统媒体人和普通网民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用我在观察者网老领导的话来说,传统媒体丢掉了自己的基础设施,已经近乎一无所有了。
当然,新媒体时代也有基础设施的差别,就是自媒体人都追求的粉丝数量。我在知乎有41万粉丝,微博有一百多万,肯定比一个普通用户的传播能力强。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内容过剩,不是过去买了报纸就必须看完的年代。我可以让我的粉丝看到我的文章,但不能强迫他们看完,更不能强迫他们看完以后再推荐给更多的人。有的时候我写的东西不好看,几十万粉丝只有几十个人给我点赞,所以我作为自媒体写手,总是战战兢兢,在内容方面一点也不敢松懈。下面我说说我做新媒体的一点经验:
新闻的特点
大家看这张图,如果我们把小孩子搭积木房子的全过程看作真实世界,那么这块蓝色积木被放上去,就是一个新闻。传统媒体限于版面,也限于他们的体制问题,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往往只是简明扼要地告诉你被放在了什么位置,两只脚分别搭在什么积木上。他们提供给读者的东西,严格来说不是新闻,只是一系列细节丰富的消息。
但是,读者和媒体人不一样,不可能每天跟踪每一个新闻,不会自己去拼出完整的拼图,如果你只给他看一块积木,他既不理解这个新闻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也不会理解这个新闻对自己生活的世界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传统媒体就算建了自己的网站,也很难让读者产生阅读兴趣。在我来看,大多数新闻网站的存在价值是给同行提供新闻原材料,而不是新闻。
所以,这几年做新媒体,我最大的经验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要先给读者一个社会模型,然后再把具体的新闻放在这个模型里。无论新闻大小,读者都要明白自己在读的新闻和整个世界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尽量按照右下角的模式去创作媒体内容。
这样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为什么敢于去做社会模型。我一个学土木工程的人,面对各个领域新闻,都试图把话题展开,挖掘新闻背后的深层因素,预测后果。这不是外行忽悠外行么?
对此我只能说,无论我是什么专业,对于每天的绝大多数新闻,我都是外行。但世界上大多数故事都是外行对外行讲的,用内行太浪费。我要做的不是变成内行,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快速学习,迅速把自己变成一个资深内行。然后给读者讲一点超出问题表面的故事。我现在每天读书和学习新知识的时间,已经和我2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差不多了。很高兴新媒体工作把我在心态上拉回到大学时期。
第二个问题是读者愿不愿意看社会模型呢?就我20年来使用互联网的经验,相当一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是越来越深了。刚上网的时候,各种社区和圈子分的很明确,喜欢篮球的就不会聊足球,喜欢电影的就不会聊汽车,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现在我观察中国的网络社区,无论是讨论篮球的,讨论日本漫画的,还是讨论音乐的,都免不了讨论时事新闻,都免不了为政治立场吵架。如果没吵起来,也不是因为大家不讨论,而是社区管理员控制的严,把相关言论都删了。
之所以网民要为时事新闻吵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构造自己的社会模型。年大学毕业生82万人,年是万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考虑问题肯定和上一代人不一样,总想知道问题的深层因素,然后才是选择自己的立场。哪怕是为了吵架的时候理直气壮,他们也需要阅读比新闻联播再深入一些的东西。所以严肃媒体必然会在这个时代复兴。
对于这个趋势,我给大家举个现实例子:
三和大神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网上忽然冒出一个词:“三和大神”,网民忽然发现,在一线城市的边缘,有几十万甚至更多的人靠打零工混日子,把青春消耗在廉价旅馆和网吧里。接下来有几十家媒体跟进报道,迫使深圳全面整治城市边缘区。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事件,这么深刻的一次社会分析,是什么媒体发起的呢?
居然是一家游戏媒体。
无论是从媒体的供应角度说,还是从读者的需求角度说,这都是新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说明中国互联网已经开始超越快速发展时期的浮躁,逐渐开始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开始生产自己的严肃内容。
星期二那天,广电总局的宣传司司长在中国传媒大学有一场演讲,他提出了一个标准,说好的文化作品,创作者应该敢于拿给自己的孩子看。我觉得这个说法在文艺方面未必合理,在媒体行业还是很合适的。我的儿子现在还在读小学,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在他读中学的时候,把我经营的媒体推荐给他,让他觉得有趣,有益,还能帮助他认识这个世界。
最后,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自媒体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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