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
高霭亭这不是回忆录，更不是自传，它是一本流水账，记录着一滴水珠从天上落到地上，随着流水，汇入江河，顺流而下，经历无数崇山峻岭，越过许多暗礁险滩，有时平稳地流淌，有时随着惊涛骇浪前进，终于快走到大海的边缘，这时回首往事，很难说出什么有价值、令人感动的故事，只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成一本平白直述的流水账而已。年于沈阳东北军工部。
学生时代峥嵘岁月年我不到5周岁就上了唐山绅商小学，年读完小学五年级后转学到唐山丰滦中学，在那里念了两年预备班，年升入该校中学。年末、年初因为受北京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在丰滦中学闹学潮被开除，随后就转学到北平华北中学读了半年，完成了高中学业。考大学时被三个大学（北平大学、北平交通大学和燕京大学）录取。由于燕京大学能够给我奖学金，我哥哥也在那里上过学，所以我选择了燕京大学，读化学系，念了三年。到年暑假，我和两个同屋同学一起奔赴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工作，这时我21岁。九一八事变以后，关外的老百姓逃难到关里来，丰滦中学的学生组织慰问队到火车站给东北难民送水喝，我当时13岁，也跟着大同学去了。我们看到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听他们讲日寇在关外残暴的行为，心里非常气愤。年冀东成立了汉奸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爆发了爱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有些从丰滦中学转学到北平的同学来信，指责我们在这时候还能“安心读书”。于是，我们在敌伪的眼皮底下也开展了罢课斗争。开始是我们几个住校的高三同学发起，以后串联了其他班级少数同学联合行动——罢课。我们要求学校当局应当允许老师给我们讲时事，允许我们看平津的报纸，要求成立学生会，同时要驱逐一个叫李玉堂的老师出校，因为他对学生体罚很凶，大家都恨他。这次斗争最后受到伪军头子赵雷的镇压，他带兵强制把学生们赶出校门，学校停课，我们几个带头的学生被开除。这次学潮原本是我们学生自发的，期间我们曾找过一个叫和培元的国文教员请求指导，因为我们对他的印象很好。过去他常常给学生讲时事，还给我看过一本小册子，上面有一张毛泽东的照片，很明显是个白面书生，不像一些报纸上宣传的是“匪”。这是我第一次对共产党真实面目有所了解，因此对和培元很尊重，这次学潮中间，也曾找过他听取他的意见。后来得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到了延安，不幸溺水而死。年于燕京大学。
年进入燕京大学，那时我对政治斗争十分陌生，但是爱国之心却是有的。一些民先队员同学们发起的慰问绥东抗日将士活动，我参加包装慰问品。他们到粱启超墓夜间露营，我也参加，并且观看了东北流亡学生演出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和他们一起唱“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等流亡歌曲。这些活动无疑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校内，看到他们朝气蓬勃的向上精神，使我倾向于他们的一些主张，在校内学生之间的政治斗争中，我和民先队的同学站在一起。在一年级第一届学生会（民先同学掌握的）里我被选为“司库”，管理会费的收缴和开支。西安事变后，当蒋介石被释放的时候，国民党操纵的那部分学生要组织夜间“狂欢游行”，传言要袭击民先队员。我和一些要好的民先同学一起在宿舍严阵以待，听他们在校园里喊叫，但是没发生正面冲突。七七事变以后，民先活动已经转入地下，他们常常在日落黄昏，在未名湖畔低声唱些救亡歌曲，我也经常和同宿舍的桂邦杰、曹秉衡（他们都是民先）一起参加。从他们口中可以常常听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挺进敌后的消息。有一次，还和他们到夏仁德教授家，去看一件给游击队用于掀翻火车的铸铁装置。年暑假，他们和几个进步同学王淑静、尚幸如、冯秉珊等决定奔赴延安，临离开北平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北海漪澜堂为他们送行。他们到延安后也给我来过信，叙说延安的情景，令人神往。年，我已经在敌人统治下生活了两年。虽然当时燕京大学里，表面上还能不受日寇的任意摆布，但是无形中也受到干扰。学校里也进来一些特务冒充学生在校园里游逛，我们也对那些形迹可疑的人格外留神。出了学校就只能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精神受到很大的压抑。于是我和当时的两个同屋宋世选、虞颂舜决定到附近找共产党参加抗日。通过宋找到了关系，在年暑假，我们进到晋察冀边区，参加了革命工作。奔赴抗日根据地年，在我们决定出走以前，曾在一个晚上找到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说明我们准备暂时休学，去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胜利以后仍想回来继续读完我们的学分。他表示同意并给以鼓励，并且告诉我们已经有几个同学先后去了解放区，可见他对学生们抗日的行动是非常支持的。此外，我们还给理学院胡经甫院长写了休学请假信。我给家里写的信，是委托一个同学萧树柏等我们走后再发。休学请假信。年7月临走那天，我们在燕京大学宿舍里见到一个叫孙鲁的人。他带我们到东单基督教青年会里和祝杰见面，祝杰又带我到崇文门教堂见一个新西兰籍的女传道士何明清（MissHall），由她安排我们去根据地的路线，告知到了根据地以后找到熊大缜就行了。何明清告诉我们：“坐火车在正定车站下车向南，路过一个救世军教堂，从那里跨过铁路向西，再一路打听找到高门镇，镇上有一个开客店的掌柜，脸上有块红记，和他说你们是何先生介绍来到的，住在那里等我，他就会安排你们的住处和照顾你们的安全，过两天我来接你们”。我们走的那天下午，我在家里磨蹭到非离开不可的时候，甚至不敢再多看父亲母亲一眼，强忍着内心的难过，默默地走出家门。我知道，此番突然离去，会给他们多大的打击，他们会多么着急，哪天才能再见面？家里会不会遭到日本人的追查、迫害……？这些过去也想过，但是在真正实现的时候，一种特殊的滋味涌上心头。顾不了那么多，一狠心就走了，谁想从此竟成永别，他们没等到我回来，就先后离开人间，成为我的终生憾事。我们当天傍晚离开车一两分钟前赶到车站，急忙上了火车。在车上，我们三人装作互相不认识，以备一人发生意外，不致连累别人。我在车上，点燃了一支香烟，装做很随便的样子（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香烟）。虞颂舜穿了一身绸子裤褂，俨然像个商人。宋世选则一人躺着占了两个人的座位，装做不像是个老实人。夜里日本人检查，对宋和我没问什么，可是在虞那里问的时间长一些，我真怕出什么纰漏，还好也没事儿。下了火车，天还黑，路不熟，每人提着一个提包盲目地跟大伙儿走，突然发现前面就是正定县城，那是敌人的据点，不敢进去，于是赶紧转身往回走，这时天也慢慢亮了，正赶上下了阵大雨，我们乘机跨过铁路，一路向西终于到达高门镇。在那里住了两三天，赶上敌人在附近扫荡，晚上我们三人轮流不睡，值班听动静。两三天后，何明清到了，让我们把行李都留下，换上当地农民的衣裳，由她带着我们穿过敌人扫荡的空隙，来到了她常住的宋家庄。那里有一座教堂，她在那里传教，给老百姓治病，当地以及附近的老百姓对她非常熟悉。在那里她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想去找的熊大缜已经被镇压了（后来证明那完全是一宗冤案），只好由她写了个信介绍我们到边区政府参加工作。那时宋家庄附近也正在扫荡，我们的行李还没有送到也不能等了，把从高门借的衣服脱下，又换上从教堂里的人那里借的衣服，开始向边区政府的所在地“三官儿”前进。那年，边区雨水多，山区里气温很低，一路上在老乡家借宿，没有被褥，臭虫又多，吃的只是菜窝窝就酸菜，很受了几天罪。到了阜平，城南有一条河叫沙河，正赶上发水，水流很急，水深快没脖子，我不会游泳，幸亏有老乡搀扶，两个人架着一个，一跳一跳地总算过去了。到了城南庄又遇到胭脂河，也在发水，我们沿着河岸走来走去，想找个过河的地方，虞颂舜急不可待地跳到河里试一下，险些被水冲走，只好回来，还是请老乡帮助才过去。到达边区政府所在地三官儿村，交上何明清写的介绍信，等待分配工作。后来听说我们离开宋家庄不久，我们的行李刚刚运到，日本人就来扫荡，把教堂和我们的行李全部付之一炬，此时我真正成了“无产阶级”。经受战斗的洗礼在我刚刚进入抗日根据地，听到老乡们一口一声地把日本人叫“敌人”（几天前在北平还只能说“日本人”），很受鼓舞，感觉到了祖国的自由天地。可是，不久就遇到日寇的扫荡，那是年冬，我和虞颂舜已经到金龙洞造纸厂工作。得到敌人要扫荡的消息后，我们全厂职工就连夜出发打游击。我那时正在发疟疾，已经闹了好几天了，一点力气也没有，夜间走山路，简直不可想象地那么吃力，一点也走不动，甚至我曾表示把我扔下算了，省得连累别人。但是别人岂能不管，连推带拉地扶持着我，爬过神仙山。途中经过“阎王鼻子”“大姑娘肚子”“三瞪眼”“七十二胳臂肘”等等险路，一个从行唐县请来的抄纸的把式老头一脚不留神从冰上滑下，牺牲在山沟里，其他人都安全回来，这是我第一次经受敌人的扫荡。第二次是年春天，我们在曲阳县一个叫计突石的村子里筹办酒精厂。敌人要扫荡的消息传来以后，又赶上我闹病，不能和别人一起打游击，只好被藏在附近的山里。是当地一个民兵战斗英雄李殿英带几个民兵抬担架把我送上山，安排在一个山洞里，托村干部每天上山给我送饭。记不清多少天没换过衣服，长了一身虱子，每天没事儿，白天爬到洞外一边晒太阳，一边拿虱子，到也“逍遥自在”。幸好敌人没有到那里，扫荡结束后，把我接回来，我的病也好了。年5月的那次大扫荡，我没有和工业部总部在一起，而是和化学厂职工一起打游击。当年秋天，敌人又来扫荡，化学厂已经搬到“齐家庄户”。消息传来，大家把所有物资“坚壁清野”后，人们还没有转移，先在进厂的路上埋上地雷，并且派人把守，以免自己人碰上。等敌人快到的时候，大队再立刻转移。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工厂的管理员沈崇智要下山去为职工们征集粮食，正好一位技术工人高群益也想到下面去弄点烟叶，于是和他同行。刚下去不远，那里我们已经埋了一颗威力很大的地雷，而看雷的一个工人因躲在远处，没发现有人下来。等他突然看见两个人走到地雷跟前时，急忙又喊又打手势，两人见状不知所措赶紧跑，不想正好误触地雷。一声巨响，惊动了我们，我跑到跟前一看，两个人都躺在血泊中，腿上的裤子还在燃烧。我把火弄灭，并且派人用担架医院，半路上沈崇智牺牲了，就地埋葬在山沟里；高群益则落得一生双目失明，在当地找了一个贫农的女孩结婚，成了他的终身伴侣，前几年在北京逝世。由于我们是后方，反扫荡中没有战斗任务，只是和敌人在山沟里周旋。到部队后组织上给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每人配备一个背夫，替我们背行李。其实所谓行李只不过是一条被子，几件衣服和鞋子而已。几位年岁大的（当时也就是40来岁）让背夫背，我自己从来都是不靠他们，自己背着爬山。晚上找不到村庄就在山上露天席地而卧，身下地面崎岖不平，被子又不敢铺开，只能让身体适应地形，“享受”大自然的恩惠。记不清是哪次大扫荡，我刚刚发完疟疾不久，打游击住在一户老乡家，那时身体特别虚弱。一次当我猛然从坐着的小板凳上站起来的一刹那，突然眼前一黑，人事不知，从高台上栽到下面的石板地面上。等我醒来后发现前面的门牙摔掉两个半，那半个门牙下面还露出一节神经，稍微碰它一下，疼得要命，没法，只好豁出来自己动手，用小刀狠命把那节突出来的神经切掉，大疼了一下也就完事了，此后牙齿缺损一直保持到年秋，在热河围场才镶上。青春在这里度过难忘在技术研究室的日子。这是一个小集体，它创建于年，年又扩大重组为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主任由工业部副部长张珍兼任，副主任张方是一个大学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其他技术人员都是从城市或农村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少数有实际经验的技术工人。他们除了都有一股子抗日救国热情以外，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一个人接触过兵工。他们就是凭着坚强的毅力，运用学过的基础知识，结合当地的条件，创造性地做出不少难能可贵的贡献。
这个研究室是军区工业部一个直属单位，自己没有实验室，绝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是在工厂进行。根据战争的需要，把任务分配给每一个技术人员，然后下厂和工厂职工们一起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由于一开始就和工人一起干，一些危险作业，技术人员亲自做示范，因此科研成果很快就能转化为生产力，支援了抗日战争。当时做硫酸、硝酸、以及无烟药的任务是由张方、黄锡川、韦彬等同志完成；何振濂负责研制硝化甘油，以及含硝化甘油的炸药；研制雷银和纸雷管的工作由我负责；付江、孙艳清、任一宇等同志负责炼铁、炼铜；王裕同志负责冶炼金属锌和烧制玻璃、陶瓷制品等；胡大佛同志负责领导制造枪弹技术；张奎元同志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在火工、弹药、炸药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
年，高霭亭（前排左三）在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与战友合影。
这些技术人员只有开会或汇报工作才回工业部，平时生活在工厂，给工人上文化课、技术课，和工人一起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参加工厂里的政治学习。经过在根据地战斗的洗礼和党的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不断地提高，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年组织决定输送部分技术干部到其他根据地，同时也派部分技术干部到各军分区，支援那里的兵工生产。他们把在晋察冀开发出来的技术带过去，在新的岗位上都作出重要的贡献。
研究室的技术人员在根据地也受到组织上多方面的照顾。比如他们的津贴比别人高，条件好的时候还有细粮吃。反扫荡时有时派部队掩护他们，有时就和司令部在一起转移，并且给每人派一个“背夫”帮助背背包。对于他们结婚的条件也放宽，不受“二八、七、团”的限制（注：28岁、7年军龄或党龄、团职干部）。
无悔的革命生涯正式参加工作后，最初分配在边区政府实业处，后来派到阜平金龙洞造纸厂。年10月成立了边区工矿局，又派我和宋世选筹建曲阳下阁酒精厂。年10月我们一些技术干部随局长张珍一起调到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平时经常在化学厂工作，在这里才直接接触到共产党（在这以前，党的活动对我们都是不公开的）。党支部让我参加党外人士组成的同情小组，也过组织生活，我这才开始向党靠拢。在这以前，我一直以一个爱国的抗日者身份自居，准备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家继续读书。自从到部队以后，党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很关怀和有意培养，自己觉悟也有所提高。年初我提出入党申请，但由于组织派我出差到冀东，随后日本投降，我被留在冀东工作，于是在冀东我又重新提出申请，介绍人是当时的生产管理处处长萧声远和政委谷桥。我于年11月获得批准，次年8月提前转正。年，高霭亭（后排右二）在赤峰冀热辽军区军工部与战友合影。年就任二机部二局技术管理处处长任命书和年就任三机部第三研究所所长任命书。年就任第五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任命书。
不同时期获得的奖章。从年到年办理离休手续止，我一直都是在兵工系统工作。工作了45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和多次政治运动的考验，一生功过任人评说吧。惬意的离休生活离休以后，看到北京晚报“金秋时光”副刊上有些老人写的稿件登出来，突然觉得我也不妨试试，于是在我们金婚纪念那一年试投了一篇题为“说说我的老伴儿”的短文，用高雨丁的笔名发给晚报，不久竟然被采纳登出来。这样就激发了我的写作欲。后来偶尔心里有些想法，就写一篇稿子发出去。学会使用电脑打字以后，写作的兴趣更多了，其中有些发给了晚报（有几篇是用老伴儿刘青菊的名义经她审定后发的），居然“命中率”在70％以上。几乎每年在老干部活动站的春节联欢会上，我都编写一些节目，有时还自己去表演，几年来也写了不少篇。我把它们连同我过去写的其他文稿，都保存在电脑软盘里，足有几十篇。此外，我还参加合唱团唱歌，打太极拳、练太极剑锻练身体，天天记流水账式的日记，给老伴量血压，摆弄花草，再就是搞些家务劳动，有时辅导孙子孙女作业……这就是我离休以后每天的功课，倒也非常惬意。人生的自我总结年冬我患胆管癌住院手术，术后卧床治疗过程中，我为自己的一生作了一个“写照”，虽不能算“盖棺”论定，估计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特录于下：我是个极为普通的人，平时工作中勤勤恳恳，办事认真，有时有些死板，可能也得罪过个别人。不善于开创新的事业，没有什么显著成绩值得后人评论。在参加前后几届领导班子里，相处得都比较融洽，从来没和别人闹过无原则纠纷。自己从来没有为私事影响工作，更没有为个人或家庭问题向组织提出额外要求，几次工作的调动都是组织安排，个人服从，没有讲过价钱，功名利禄，淡如浮云。和老同事、老战友、老同学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可能有疏密不同，可是没有所谓“铁哥们儿”的那种人。平时话语不多，不愿打听别人的家长里短琐事，更不愿做使人难堪、尴尬的事，与人交往注意不去触及人家的隐私或“伤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己知足长乐，随遇而安，洁身自好，明哲保身。（年5月修订。）（此稿件及图片由高霭亭子女提供。）军工冀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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