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bstract
鸦片战争之前，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使广州成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近代出版印刷机构的建立，近代印刷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源地。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中心。适宜的人文社会环境、规模化的出版机构的成立、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新型出版人才的涌现、出版理念的更新，使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成长之地和中心城市。
关键词keywords
近代出版业发端与成长广州上海
作者Author
吴心怡，西泠印社出版社编辑。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年第1期。
图：广州与上海旧照
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传统出版业开始向近代出版业过渡。从年至鸦片战争爆发，广州一直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种垄断地位使广州成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最初的发源地。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强行开埠，五口通商对广州形成了强势竞争，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大为削弱，马克思对此曾评论说：“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伴随着贸易和经济中心的迁移，中国近代出版业初期阶段的发展重心从发源地广州向上海迁移，经历一番成长之后，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中心城市。
本文试对中国近代出版业初期阶段这一迁移演变的发生及其社会原因进行探讨。
广州贸易体制与中国近代出版业发源地的形成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源地之所以在广州形成，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有着直接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限制贸易时代的产物。
广州贸易体制催生了广州的近代出版业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是珠江水道的枢纽。年，清政府解除海禁，次年在粤、闽、浙、江四地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四口通商的局面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开始转向闭关锁国。年清政府制定了《防范外商规条五款》，用法令手段来防止外商与中国人的各类接触。同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江三处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即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清政府施行的闭关锁国与一口通商政策，开启了广州贸易体制时代，这一体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广州独占全国的外贸进出口业务。在一口通商时代，曾任瑞典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行大班，后来又担任瑞典第一位驻中国总领事的龙思泰写道：“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的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占据贸易垄断的优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广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外贸港口之一，欧美各国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都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广州港的西方商船络绎不绝，数量激增，首屈一指的就是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之后的英国，亟须扩大贸易和市场，—年英国到广州港的船只共艘；美国排在第二位，—年美国到广州港的商船有艘。
由于清政府对外国人防范甚严，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其对外贸易活动只允许在珠江沿岸指定的十三行区域内进行，各国客商汇集于此并居住在几十座商馆之中。龙思泰这样描绘当时的景象：“商馆都用砖头或花岗石建造，高两层，门面相当体面，加上上面飘扬着各色外国国旗，与天朝的国旗和建筑物构成一种对比，令人觉得耳目一新，对于外国人来说更是赏心悦目的景象。”鸦片战争之前在此常住的外商人口达人，而贸易旺季到来时，场面变得相当壮观：“这里排列的东印度公司的船队……足有三英里长，百十来条商船等待着它们年复一年运载的货物：丝绸和茶叶。”与此同时，外籍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商船云集黄埔河段，船主都与行商们进行交易……水手们塞满了新荳栏街的每一间酒馆和廉价旅馆。”广州因而成为中国最具国际情调与最为开放的城市。
图：广州十三行区域
十三行区域不仅是繁忙的商贸区，也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与唯一通道。外籍人口中，临时人口主要为季节性往返的海员；常住人口中数量最多的是外商，其次就是传教士。晚清时期政府严格禁止在中国传教，但是广州作为唯一通商口岸，外籍人口众多，传教环境比起其他地区要宽松一些；再加上广州地处南疆，清朝统治者不能有效地控制传教士在广州的活动，因而传教士在广州享有远离政治中心所带来的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外商的帮助和掩护下，传教士在广州居住下来，并获得与广州社会和民众接触的机会。这些长期或临时居住的外国人，在十三行区域一带聚集，他们与行商交往，千方百计地了解广州各阶层群众的生活。一些西方人在他们写的信件、游记里，传教士在写给教会的汇报中，对十三行行商的豪华别墅、广州市民的生活、广州街头的风光以及民风人情都有详细的描述，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广州虽然商贸活动兴盛，人员往来频繁，却并不能让来自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满足，他们感觉还是少了点什么：“迄今为止，这些交流还仅仅是商业上的；科学、文学以及所有友好的和社会的机构，一直被漠然置之。”这些外国人于是建立礼拜堂，成立福利机构、保险机构，设立各种社团会所，但这些依然不够。广州是当时中外各种信息最为活跃的传播区域，对于外商来说，他们需要更高效、更便捷、更有信息含量的传播方式；对于传教士而言，他们需要比口头宣教更广泛、更深入、更有记述意义的交流媒介。
这一切，为中国近代出版业在广州的发端做好了铺垫。
近代出版业在广州的发端
由于清政府对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因此，外国人最初是在由葡萄牙人自治的澳门地区和中国境外的南洋地区开展出版活动，其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商业公司创办的印刷所，一是传教士创办的印刷机构和报刊出版机构。
根据研究者的记述，早在明朝时期的16世纪80年代，就有传教士在澳门印刷宗教书籍，不过真正对中国近代出版业发端带来影响的，是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公司（亦称澳门东印度公司）成立的一家印刷所。这家印刷所是为了印刷出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而成立的，仅配置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活字。印刷所建立后，“首先排印了马礼逊译自嘉庆皇帝上谕的《中文原本翻译》和德庇时翻译李渔的小说《三与楼》。这两本书在年2月一个月内完成印刷工作，成为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最早的印刷品”。《华英字典》的印刷则持续到年才告完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词典。这家印刷所的活动对于后来传教士在广州开创出版印刷业具有重要的原力推动和技术支持意义。
年8月，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今属马来西亚）创办了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刊至年停刊。年7月，曾作为米怜助手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维亚（今属印度尼西亚）创办了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出刊至年停刊。年，英国传教士吉德在马六甲创办了中文报刊《天下新闻》，出刊1年后停刊。
虽然在中国境外进行出版活动可以规避清政府干预所带来的风险，却难以产生出版者所希望看到的传播影响，而且将出版物运到中国境内也颇费周章，所以，出版者还是将目光投射在中国境内。19世纪上半叶的广州毫无疑问是中国大陆最适合创办近代出版业的城市，广州与西方的商业、文化交流，以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比中国其他地区要早。商人们需要资讯和交流，传教士们需要布道和传播，需求就是行业创始与发展的最大动力。
首先出现在广州的是专供外国人阅读的外文报刊。第一家英文报刊是创刊于年11月的《广州纪录报》，由英国商人马地臣和美国商人伍德创办。这家报刊主要刊发经济信息和商业行情，同时也报道中外关系的变化，在居于广州的外国人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每期还有一定数量的报刊发往南洋地区、印度以及一些英美城市。19世纪30年代，广州又陆续出现了4份英文报刊，它们分别是：年7月由美国商人伍德创办的《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年由东印度公司主办的《广州杂志》；年5月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年9月由英国商人弗兰克林创办的《广州周报》。这些报刊“其发行对象，显然不仅仅针对广州外商，而是通过这些外商的见闻和记录，向西方世界广泛传播广州商贸信息和有关中国时局的消息”。
图：《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
上述外文报刊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丛报》。中国近代出版业初创时期的报刊，刊期通常都不长，一般只有数年，短的甚至仅数月，而《中国丛报》从年5月创刊到年12月停刊，存在长达20年。《中国丛报》的创办者为出刊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刊物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府机构、内外贸易、山川海港、矿藏物产、军队武备、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宗教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情况……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大多为西方在华知名人士”，“它特别注重报道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对欧美各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中国丛报》内容丰富、分析深刻，广受读者欢迎，因此每年还出版合订本。第1卷《中国丛报》合订本印了册，之后销量不断增长，到第5卷时印数已有千册以上。读者不仅是广州的外国人，还遍布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城市。根据《中国丛报》编撰者对年合订本销量的统计，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数为：美国册，英格兰40册，巴达维亚21册，新加坡18册，马尼拉15册，苏格兰13册，孟买11册，孟加拉与尼泊尔7册，悉尼与新南威尔士6册，马六甲6册，槟榔屿6册，汉堡5册，开普敦4册，暹罗4册，缅甸3册，锡兰2册。
当然，真正能够作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象征并对中国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是中文出版物。年8月，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也是一份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刊。郭士立能够于鸦片战争之前突破清政府对外国人的各项禁令在广州创办中文刊物，主要在于他对中国政治文化有深入了解，他以“归化华人”的身份出现，还熟谙清朝官场行贿办事的潜规则，“由于郭士立与中国人有过分亲密的关系，他竟然能够不受干扰地印刷与发行自己的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发的文章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成就和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特别是还开设了新闻栏目，其新闻来源主要是西方船只抵达广州时带来的报纸和信件。《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为中国境内的首份中文报刊，也吸引中国读者订阅，对不少中国人产生过影响，如魏源在写作《海国图志》一书时曾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为主要参考文献来源之一，大量引用了刊物中的文章。
年10月，麦都思又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二份中文报刊《各国消息》，这份报刊着重介绍各国国情与商业信息，有助于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开阔视野。
这些中外文报刊能够在广州创办与出版，自然离不开近代印刷机构的建立与印刷技术的输入。当时为了出版《中国丛报》，裨治文在广州积极筹建专门的印刷机构，在他的一再呼吁下，美国商人奥立芬捐赠了一台印刷机。这台印刷机于年12月运抵广州，为了纪念一位名叫布鲁因的牧师，这台印刷机被命名为“布鲁因印刷机”，最早成立于广州的印刷所也因此得名为“布鲁因印刷所”。在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出版印刷史的论著中，这家印刷所也被称为“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印刷所”。根据有关记载，印刷所后来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管理，共有5名印刷工，其中3名华人，2名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一位日本人协助印刷事务。印刷所不仅印刷《中国丛报》，还承印其他书籍，如裨治文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字经》《千字文》也翻译成英文出版。
年，在广州的一些传教士和英美商人组建了一家名为“中国益智学会”（又译作“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或“中国学塾会”）的翻译出版机构，该学会专门从新加坡购置了印刷设备，成立了印刷所。“学会主要出版宗教宣传品和中国历书、世界和英美史地图书等”。其中包括年出版的由裨治文所编写的《美利哥合省国志略》，这“是第一本用中文撰写的全面介绍美国史地的书籍。这本书成为当时中国朝野了解美国的主要依据”。
“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兴起，是由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推动的”，从而改变了我国传统出版业雕版印刷、手工操作的模式。在广州的外籍人士和他们建立的这些印刷机构，使广州成为西方近代先进印刷技术传入的前沿地区，其中最为重要的技术有两项。第一项是铅活字印刷（凸版印刷）。在广州布鲁因印刷所，与印刷机配套的铅活字达80箱之多，用来印制《中国丛报》；以后为了印刷中文图书，“年后，采用戴尔发明的钢冲压制造中文活字的方法制造活字并排版印刷”。第二项是石印技术（平板印刷）。石印技术在18世纪末由捷克人塞纳菲尔德发明，比起雕版印刷，石印的制版速度快，印刷成本低，使大规模刻书出刊成为可能。年，马礼逊将一台石印机带到中国，这是史籍所载进入中国的第一台石印机，不过马礼逊当年的石印中文出版物已不可见。19世纪30年代建立于广州的印刷机构开始使用石印技术，《中国丛报》上所刊载的地图，就是用石印机印刷的。麦都思年创办的《各国消息》，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完全运用石印技术印刷的出版物。
这样，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即鸦片战争前的十多年间，随着这些近代出版印刷机构的建立、中外文报刊的创办、近代印刷技术的广泛运用，广州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初创之地。通过创始者的出版活动和出版物的散发，广州又将其影响力辐射至南洋和世界其他地区。
上海取代广州成为近代出版业的
成长之地和中心城市
年鸦片战争爆发，随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体系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广州贸易体制的崩塌，位于东海之滨的上海则趁势而起，迅速成长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中心。这一变化给初创时期的中国近代出版业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上海后来居上，取广州而代之，上海成为近代直至现代时期全国出版业的中心城市，促使中国近代出版业不断成长并繁荣昌盛。
上海取代广州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从地理位置看，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扼长江、黄浦江入海口，处于江浙富庶地区，又是通往人口众多的长江流域的必经之地，其后方有广大的腹地可依靠，加上交通便利，拥有了成为经济中心所需要的优越地缘条件。
清朝前期的上海，已经具备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清朝在东南沿海设立的江、浙、闽、粤四海关，因此时上海尚属于江苏省下辖的行政区划，所以其中的江海关就设在上海，以此为契机上海口岸逐步发展为全国最主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到19世纪前期，“上海县城商贾汇聚，贸易隆盛……已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沿海南北洋贸易的中心，长江的门户”。
五口通商之后，广州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迅速丧失，上海则跃居榜首。以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茶叶和丝绸为例：五口通商开埠后的年，广州出口茶叶近万磅，丝包；上海出口茶叶约万磅，丝出口为0。到了开埠第10年即年，广州出口茶叶近0万磅，丝包；上海出口茶叶近万磅，生丝包。再看进出口贸易的总量：上海从年仅为广州的七分之一，到年就达到广州的2倍，从而一举取代了广州的中国外贸中心之地位。
国外资本立刻选择上海为中国最佳投资区域。“上海在中外贸易上所具有的优越地理环境强烈地吸引着早先进入广州商馆的那些洋行。年，一些老牌的洋行纷纷北上……外滩于是成了洋行的荟萃之地，成为中外贸易的新的中心。”上海的洋行数量从年的5家增长到年的75家。轮船公司、船舶修造厂、出口加工厂等大量外资企业在上海相继建立。
外商弃广州择上海，不仅在于广州贸易地位的下降，与当时外商在广州的境遇也有一定关系。五口通商之后，广州外商的活动范围依然局限在十三行区域，居住环境在他们看来很不理想。根据《澳门月报》年5月的报道，十三行区域“尽管居民人数大有增加，但是房屋几乎仍限于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前的数量；并且有些最近建筑的房屋条件是极不健康和不安全”。外国人将广州与上海两城外国人居留地面积进行比较后发现，广州的外国人数量比上海多三倍以上，而居留地面积却只有上海的几十分之一，“他们都挤在此地……同时领事、商人和传教士也都是受阻不得进入广州城”。更为重要的是，广州的民众对外国人“仍然抱着不可调和的仇视态度……广州人已决心不让外国人得到更多的有形的特权”。必须看到，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广州作为鸦片战争爆发地，战争失利后带来的深深挫败感和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产生的屈辱感密切相关，广州民众的愤懑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对于这些外国人而言，他们需要的是更安全的环境和更便于发展的场所，上海正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这是一个值得
转载请注明：http://www.baozhijianjiedw.com/bzlm/120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