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11-4 16:12:10   点击数:

那个年代的ldquo杭州日报通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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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正值杭州日报创刊65周年,吾生已晚,还没有资历写“三亲”类文字,我只能根据搜集的资料来写作我感兴的内容,那个年代的“杭州日报通讯”便是我的兴趣之一。所谓那个年代,准确地说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

我曾经问过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杭报当编辑,编的就是副刊,我问他,你们那个时候发表作品有稿费吗?老师回答说:没有!

其实我这是明知故问,我知道文革那个时期发作品是没有稿费的,我想说的是既然没有稿费,为什么当年大家写稿投稿的积极性也非常之高,可见稿费或者说物质刺激并不是写稿发稿的唯一动力。

那个年代报社没有给作者稿费,但有没有其他的可以等同于稿费一类的奖励呢,我也曾经这样问过老师。

老师说有的,比如说那时也开笔会的,或者说叫改稿会,还有通讯员会议,那报社对重点作者是会发通知的,而且是给报销车费,吃住全包的。但是笔会和改稿会毕竟是少的,参加的也就是那么几个骨干,是要重点培养的对象,可报纸的通讯员和作者还是需要方方面面多多益善的,特别是覆盖到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有,这就需要细水长流式地培养和提高,于是就有了一种联系作者和报社之间的纽带,这种纽带就是我本文要写的“杭州日报通讯”,这种“通讯”一开始是报社总编办在编辑操办的,除了发给报社记者和编辑之外,主要是发给通讯员和作者的,而且大多大封面上写着“内部刊物,注意保存”。要知道那个年代“内部”两个字还是很有份量的,就像今天爱酒之人看到“内部特供”还是会眼睛发亮一样。

这“杭州日报通讯”就是我所说的不似稿费,又可堪比稿费,或者说还胜似稿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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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是在我小学老师那里看到过“杭州日报通讯”的,我的老师是会写诗的,且是在杭州日报上发表过诗歌的。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老师给我看过用稿通知单,还有就是要发表的那首诗的小样,这是后来我也做编辑之后才知道那叫小样,当时报社是会提前通知你并排印出来寄给你的,至少副刊是这样,通讯稿我估计可能来不及了吧,我记得老师的那首诗是写“双抢”期间供销社送货下乡的,那个题目我记得好像是叫“会走的百货商店”。

也很巧,一个开网上书店的朋友有一天向我展示了一批五十年代的“杭州日报通讯”,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我借来便仔细地翻阅了起来。

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一本,是年11月14日出版的第三期,要知道杭州日报是年11月1日正式创刊的。此刊小32开,尚是竖排的,跟创刊时的杭报相似,封面上用红笔写着名字“杜镇东”,后知道此人就是杭报的通讯员。此期封面上竖排七个标题,头条即是斯大林的《论工人通讯员》,二条是《通讯员们,请积极为党报写稿》,其他三至七条分别为——

三)目前工业方面需要报道些什么

四)多向“文化生活”投稿

五)怎样做个通讯员(周立波)

六)交流通讯工作经验

七)客里空的故事

这其中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文章原是给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所作的一个培训讲话,还是非常通俗易懂有实货的,它转载自天津日报。而《客里空的故事》是一则来自苏联的短剧,是个讽刺性的剧本,“客里空”在俄文中是指乱嚷嚷的人,后引伸为说大话胡编乱造的人,这对从事新闻工作的尤其是一种警省。

这第三期之后,能看到的有第10期(/7/14)、11期、12期、14期、15期、18期、19期、20期、21期、22期、23期、25期、26期(/2/28),注意这25、26期的排版跟之前的有较大不同,封面上写着“1”和“2”,然后用括号标注“总25期”、“总26期”。

由此看“杭州日报通讯”的出版周期,大约是一月一次,就内容来说,我特别注意到了年的条目,它是从20期开始有了“反右”的内容,以后则不断升温。这一期开门见山的一篇文章就叫《请大家帮助我们整风》,后面的4篇文章,皆跟“反右”有关,其中在“学习文选”栏中,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另一篇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之后加了评论《严肃认真地学习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皆是转载自《新闻与出版》,同时又刊发了报社“政治组”的文章,题目叫《加强反右斗争的报道》,这也等于说是为“反右”报道吹了风。

在22期的封面上,又有了前面提到过的杜镇东的名字,这能说明这些本“通讯”的主人就是这位杜镇东。而在22期里还夹着一张“通讯员情况调查表”,且在这一期的封面上就印着“请通讯员同志注意”的字样。这表的格式颇有点像之前的发稿单,在姓名(杜镇东)之后,有“笔名”栏和“通讯员编号”栏,以下主要有三栏,一栏是“你的工作调动过没有?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担任什么职务?现在你的详细通讯地址在哪里”?二是“你什么时候担任本报通讯员的?今年写了多少稿?反映了几次情况?发表了多少?”三是“你感到与本报联系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在这三个调查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备注”。从此表所填的内容看,这位杜镇东“原在本市富强丝织厂工作,于年调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工作,现任本厂秘书”。

而从“反映了几次情况”这个调查来看,当时的通讯员还担任着相当于舆情信息员的角色。

由此看给通讯员发放“通讯”等于说是通讯员的一种福利,但又不仅仅是这样,因为这“通讯”更主要的作用是作为报社和通讯员之间的一种纽带,或者说是一座桥梁,由此也明白了这些内部通讯的对象就是报社的通讯员和作者。

而在有几期的封面上则署着“清道夫”三个字,这显然是个笔名。

值得注意的是,在14期的头条就是“受奖通讯员与作者名单”,它在编者按上说:“在庆祝杭州日报创刊一周年的大会上,本报奖励了名为党报写稿的通讯员和作者,现将受奖名单公布于后”。然后它就分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手工业、商业、农业、交通和邮电、文教、卫生、文艺、机关和团体、工会和其他等十二个类别,这可能也是当时报纸对口部门的分工吧。

那么当时杭州日报的通讯员到底有多少呢?据《杭州报刊史概述》(徐运嘉杨萍萍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版)所述:“年,首批发展的通讯员为四百四十七人,至年,已拥有一支一千二百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其中特约通讯员二百三十七人。”

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十年代“杭州日报通讯”的印刷量,它虽然每册不足30个页码,但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以第21期为例,除去反右的内容之外,有一个“怎样结合本身业务做好通讯员工作”的专题,在这个专题中有通讯员的现身说法,短而精,没有客套话。后面的“稿件评价”也是实实在在的,且举例也都来自杭报上的稿子。

“通讯”还有一个作用,那就等于是先在纸上进行约稿,特别是副刊的稿子,相对来说比起新闻稿要有开放性和文学性,比如在第19期的头条就是《关于“初阳”副刊和对文艺稿件的要求及意见》(上),这是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看不到的。此“要求”和“意见”仅仅是“上”就有五个页码,它是分门别类提出要求的,分为“杂文”和“散文、速写”两类,但是这个“下”在后面几期就没有看到,可能是“反右”开始了,一切都有了变化,包括编辑人事的变化。

仅仅是副刊,也有很详细的要求,且看:

如果按以上的要求,那我们就要准备写油菜花了。

也有的“通讯”,单独一期就讲一个问题,像第11期就是全文刊发了唐弢同志给解放日报杂文作者所作的一个报告,文章转载自解放日报通讯的第十期,这同时也说明报社之间的这种通讯也是在相互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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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写,仅仅是一管之窥,因为手头能找到的样本实在太少,于是我就去图书馆搜寻,我先是近水楼台到杭州日报资料室去查阅,结果并没有找到,有也可能是有的,但就是一时找不到,或许并不藏于资料室,也可能是真的没有了,因为毕竟有些年份了。后来也去报社的新闻研究所问询,还是没有找到,看来我们对于“我们从哪里来”事实上是不够重视的。

后来我找到了一些“过刊”,早些时候我在那里找相关资料时,曾经扫到过一眼装订好的“杭州日报通讯”,其中最早的就是一本年杭州日报通讯的合订本,这跟之前和之后看到的“通讯”,都是有所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年的杭报通讯改变了版式,之前是小32开的版本,活页文选式的,现在改成了16开的版式,像普通的报纸一样有4个版面。而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它是公开发行的,它由杭州邮电局总发行,各邮局和报刊推广站即可订阅,每份的价格是两分半,每月是一角钱。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即它是用办报纸的方式来办“通讯”了,而且我注意到截止年之前,杭报通讯已经出了总68期,这年的第一期就是总69期。年4月5日出刊的第13期是总第80期。

在由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之间,似乎也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出现在年1月25日出版的“总25期”上,即年的第一期上,这上面有一篇《请推广“杭州日报通讯”》的编辑部文章,文章说“编辑部决定自今年一月起扩大杭州日报通讯的发行范围。除继续免费赠通讯员阅读外,也允许经常为本报写稿的读者订阅。每期(每月一期)收成本费六分。”

文章还说:为了使编辑部直接联系和教育更多的读者,合理的增加“杭州日报通讯”发行份数,编辑部除已将上述订阅办法告诉经常联系的读者外,希望通讯员也向自己周围热心为本报写稿的读者介绍,动员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订阅“杭州日报通讯”。

这不知是不是通讯员要承担一定的发行任务呢?看来在发行的途径上,杭州日报通讯也走过了几个过程,先是内部发行免费赠阅,再是有条件地订阅,然后就是直接到邮局订阅,最后又成了内部发行。

这样的改变是基于什么背景,这个我已经不得而知了,是全国各报社的通讯都是这么发行的,还是唯杭报独有?

每周都要出一份通讯,以这新的第一期为例,我们看看版面上都是些什么文章。

第一版两文一图,两文一是头条评论《写出更美好的诗篇》(转三版),二是《工人和评论作者座谈会》,一图是漫画《送旧迎新》,其中画面中有文字为“一九五九年通讯工作卫星规划”,即那些稿件(经济)像卫星一样放飞,注意稿件是画成卫星状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征之一,即什么都要放卫星。而“座谈会”一文实际上是文化生活组召开的,主要是听取对初阳副刊的意见。文中这样写到:“到会作者认为初阳副刊的优点是能够及时的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多刊登工人作品。缺点是有一些作品水平比较低,副刊编辑对作者的培养工作做得不够。他们恳切要求编辑部能对退稿提出较具体的意见,经常举行优秀作品分析和交流创作经验等活动。”

与此同时,“初阳副刊要求工人和评论作者大胆创作,支持党报。最近期间特别要大谈年的成就,工人思想面貌的变化,以及正确反映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干部改变作风等,进一步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同时大谈年的任务,鼓舞信心,争取今年获得更大的跃进。”

实际上这些文字也说明了那个年代里,副刊与中心工作的一种关系。

第三版有一篇有意思的小故事,题目叫《社员改大学生的诗》,讲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师生在东方红人民公社支持秋收秋种时的故事,故事讲到一大学生写了这样四句诗——

一把铁耙两斤半,

一下挖了三尺三,

埋下汗水和粪土,

长出金银千万担。

这位大学生还在田头当众朗诵了起来,这时只听一个女声喊了一声“这诗要改一改!”,人们一看,声音来自一位两天前刚摘去文盲帽子的王家宅的女社员生娣,“那怎么改呢?”女社员脱口而出改了后两句——

撤下肥料千万担,

明年遍地金银山。

女社员厉害不?大学生深受教育了吧?

(欲知“厉害”如何,且听“中”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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