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父亲和老报人的嘴里常念叨一个人的名字：陶鲁笳。那时我觉得这名字好听，其它一概不知。近读《山西日报报史》才知道，年之前，陶鲁笳和报社的关系太近了，近得被老报人们称他“是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山西日报的总编辑”。
在中国历任省委书记中，陶鲁笳应该是一位很特殊的领导人了。他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当时才36岁，六级干部。他是省委书记中唯一满门忠烈的，兄弟姐妹都参加革命很早，哥哥嫂嫂妹妹妹夫都是五十年代的省部级或司局级干部，弟弟是革命烈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陶承同志的自传《我的一家》，徐特立在该书的序中就提到了陶鲁笳一家人。（此书后由夏衍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由于蓝、孙道临主演）。他曾著有《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版），后来补充、修改和完善，更名为《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年出版。我以为除了上述特殊之处，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是当年省委书记中最重视省报的一个。
60多年过去了，山西日报一路走来，都是靠历任省委书记的指导、关心和支持。在《山西日报报史》中，历任省委书记的名字都提到了，但是出现最多的却是陶鲁笳的名字。陶鲁笳和《山西日报》社的关系源远流长，老报人习惯称呼他“鲁笳同志”，他和老报人史纪言、毛联珏、吴象、刘山、鲁兮、马明、杨尚枫、张春旬、胡青光及我的父亲等编委都很熟悉，甚至有的人家孩子的名字他也能叫上来。早在年9月，他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时，就开始分管报纸工作了。年初，由陶鲁笳倡导，山西省新闻、文艺发奖大会在太原召开，这等于是把原来分属于太行、太岳、晋察冀、晋绥四个根据地的专业新闻工作者、业余通讯员集合在一起，为山西日报开的第一次新闻工作会议。正是在陶鲁笳的组织下，山西历史上几大根据地的报人、通讯员才能齐聚在山西日报的大旗下，齐心协力，共谋发展。
年10月20日，《山西农民报》创刊，这是继《山西日报》创刊不久，山西省委创办的第二张报纸。也是全国最早为农民创办的农民报。陶鲁笳强调，办报首先要政治立场坚定，其次才是排版样式，并反复指出要组织典型报道和连续报道。创刊初期，陶鲁笳对报纸的指导很具体，出题目，改大样，经常半夜还要给编辑部打电话。年1月，省委决定山西农民报和山西日报合并，加强了农民报的力量。当报纸创刊一周年、三周年、十周年的时候，陶鲁笳都在报纸上发表祝贺文章，为农民报鼓劲加油。年，我父亲担任《山西日报》编委和《山西农民报》总编辑，和陶鲁笳书记有了工作接触。父亲后来担任《山西日报》副总编辑，但仍分管农业宣传和农民报的工作。年困难时期，《山西农民报》停刊。年9月，《山西农民报》第一次复刊，当时全国很多报社都请毛主席题写报头，《山西日报》便以编委会的名义致电中央办公厅，希望给《山西农民报》题写报头，同时为《山西日报》再一次题写报头。没过多久，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了毛泽东同志题写的《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两幅字，毛主席为《山西日报》再次题写报头和为《山西农民报》题写报头，这对报社全体工作人员是极大的鼓舞。
陶鲁笳书记对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有深刻的认识。他深知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在于宣传党的政策，党报是党的事业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年1月，陶鲁笳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年7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把他们的机关报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在陶鲁笳的主持下，山西省委于年12月作出《改进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工作的决定》，在领导体制和组织体制上把《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由过去委托宣传部领导，改为直接由省委领导，明确报社由陶鲁笳主管，《山西日报》总编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和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对中央和省委的机密文件的阅读范围，省委也做了特殊规定，按规定由地市级干部领导阅读的文件，在《山西日报》扩大到县团级；由县团级阅读的文件，在《山西日报》扩大到编采人员。主要领导的重要活动，尤其是中央领导在山西的活动，都让《山西日报》记者跟随采访。《山西日报》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报道，都是因省委给予《山西日报》的这种方便而采访到的。
据山西日报报史介绍：“陶鲁笳书记每隔一个阶段就在办报思想上给予指导。在中央了解到新精神，在基层了解到新情况，都在第一时间告诉报社，甚至直接给报社出题目。年，全国绿化模范县夏县和卫生模范县稷山县就是陶鲁笳通报报社报道出来的。一次，陶鲁笳从北京开人代会回来正是除夕，大家都休息了，他给报社总编打电话一时没接通，便派车把总编辑接到他办公室，通报情况，研究报道，一直到深夜两点多。”我记得，那时报社的一辆机要车每晚深夜都要到省委去送报纸大样，请他签审，而且十几年如一日。拿回来的大样总是被红笔划得满满的，报人们称为“满堂红”。发现大的问题，陶鲁笳总要打电话和编辑部商量。据报史介绍：“报纸出版后，他还要把重要评论再看一遍。到中央开会或下乡，也要让山西日报社设法把报纸送给他，发现错误和不足的地方，随时随地提出批评”。
旧中国的农村，农民们犹如一盘散沙，一家一户，小农经济，陷入永远的贫困中。而在共产党领导下，早在年抗日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的农民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了农业劳动互助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实行土改后，农民得到土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中共山西省委充分认识到互助合作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适当的过度形式。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由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赖若愚倡导，中共山西省委在长治老区试办了十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成为全国有领导的试办这种合作社最早的省。从年3月到8月，围绕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社），引起了一场肯定与否定的争论。华北局要山西省委检讨，山西省委向华北局申诉不同意见，刘少奇三次讲话批示支持华北局。开始毛泽东不知道这场争论，直到8月初他从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了解到争论双方的意见时，才明确表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场争论才告结束。
为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走在运动前面，引导运动前进。从年12月26日开始到年5月底，山西日报在第二版开辟了《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经验》专栏，同时在头版配发社论，平均每个月2篇。这些社论体现了山西省委的意图，从宏观上指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社论有《坚持贯彻“生产中建社，建社中生产”的原则》《加强建社中的贫下中农团结教育》《重视农业技术改革工作》《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是建设山区的根本环节》等。
年，阳高县委书记王进写了总结大泉山“土蓄水、水养树、树保土”的水土保持经验的典型调查报告，通过山西省委推荐投进毛主席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文章原来的标题是《大泉山是怎样由荒凉的土山变成绿树成荫花果满山的》，到了毛主席手里，标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看，大泉山变了样！》，还写了精辟的按语。以后，陶鲁笳见了毛主席，又几次介绍大泉山的事迹。年11月8日，《山西日报》第二版登载《大泉山变成花果山——记高进才、张风林治理大泉山的经过》，同时发表由陶鲁笳修改的《一个重要的典型经验》的社论。
年，平陆县出现61个农民工集体中毒并成功抢救事件，《山西日报》记者王文绪从得到医疗救助后的农民工重新投入战斗的角度写了一篇通讯《新生命的火花》，与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文章《全新的时代全新的人》相配合，发表在年的《山西日报》上。年《山西日报》发表了太谷县农业技术改革的经验，陶鲁笳书记撰写了《论太谷的农业技术改革》的长篇论文，在《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对全省特别是平川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度时期，《山西日报》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同志的赞扬，全国许多兄弟报纸把《山西日报》誉为“红旗报”，二十多家省报的同志曾络绎不绝地来《山西日报》访问取经。《人民日报》、新华社多次著文赞扬《山西日报》，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西日报干劲大进步快》的报道。新闻战线刊出《山西日报大跃进经验特辑》。年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当着众多省委书记的面表扬“《山西日报》的文章写得好，有分量”。
年1月12日，毛泽东同志给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的信中说:“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这几份地方报纸中就有《山西日报》。毛泽东还在信中说：“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年3月9日，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对省委书记们说：“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陶鲁笳对主席的这些话，领会很深。
年，陶鲁笳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刊物《新闻战线》第七期发表署名文章《党委要把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年在《新闻战线》第十一期发表文章《总结经验，整顿文风》，这两篇文章，是中共山西省委领导报纸的经验和《山西日报》整顿文风的珍贵历史文献。
从年开始，由于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指导思想，各地出现高指标和高估产，形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浮夸风”“共产风”。《山西日报》这一时期的一些宣传报道，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大危害。
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指示下，陶鲁笳书记亲自指导，《山西日报》从年12月以后，逐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进行纠正。如年12月10日到18日，第三版连续发表《划清界限20条》，划清界限的题目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苦战和休整的关系、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精神结合起来等。
年《山西日报》的一段时间标题版面形式有明显的过分夸张之处，有不少过头的东西。年陶鲁笳在一次讲话中，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去年，我们的报纸版面标题照片漫画整个版面有很大的跃进，但有时创造性过大，有创造性是好的，但什么事情也要办的恰到好处，真理超越现实一步就是荒谬绝伦，比如画太多了，人家就要怀疑是《山西日报》还是《山西画报》……”
年4月，纪念《山西日报》创刊十周年，陶鲁笳在纪念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对《山西日报》的全盘工作表示肯定，还特别表彰了许力、畅波写的《话神农大闹五台山》，而对于文艺副刊则痛下针砭。
年10月5日，《山西日报》第三版登载通讯《卫书记五下桑湾村——临汾县金殿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卫振汉帮助大队大闹肥料的经过》。陶鲁笳读完这篇文章之后，立即给史纪言秘书长写信，陶鲁笳的原信如下：
纪言同志：
请将山西日报10月5日登的《卫书记五下桑湾村》一文，印发给县委第一书记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我在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之后，感到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好文章，。有必要建议全省所有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都读一读这篇文章。如果他们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都能够效法卫振汉的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反复检查、贯彻始终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那么可以断言，一切工作就没有做不好的。
陶鲁笳年10月15日
中共山西省委和陶鲁笳书记真正把《山西日报》看成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了。
陶鲁笳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山西日报》应成为省委培养干部的第二个党校。几十年来，《山西日报》社共调出多人到其它单位担任了领导职务。据统计，担任省级干部的有7人，担任地市级干部的有几十人，担任县团级干部的有几百人。
在省委的支持下，年，《山西日报》在双塔寺街购买亩土地，盖起了编辑部大楼，印刷厂、宿舍大院等设施，成为全国省报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家。年，经陶鲁笳同志批准，《山西日报》第一次更新了旧有的印刷设备，购买了德国“普拉玛”64寸立式轮转机半组2台，配套设备有自动铸版机、油泵压版机、烘干机和全开裁纸刀，总投资余万元，印刷设备在全国遥遥领先。报社的后勤体系成龙配套，有托儿所、幼儿园、医务所、职工子弟小学、大礼堂、俱乐部、职工食堂、招待所、职工宿舍、夜班宿舍、开水房、自行车修理铺、职工消费合作社、文化用品商店等，整个报社大院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特别是年困难时期，陶鲁笳指示报社要多关心编辑记者们，报社开办了牛奶场、豆腐坊、农业基地，给了职工以必要的补充。老前辈马明曾告诉我，我儿时住的报社编委宿舍楼户型面积比较大，本来在年困难时期施工要修改图纸，压缩面积，是陶鲁笳发了话：“报社工作很辛苦，不要修改图纸压缩面积了”。
年，《山西日报》开始突出报道山西大寨大队的先进事迹。而正是陶鲁笳把大寨和陈永贵推荐给毛泽东，继而才有了风靡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年3月28日，陶鲁笳在专列上当面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这个只有人的小山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荒沟秃山上造田，从年到年的10年间，除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多万公斤。以陈永贵为支部书记的大队干部，坚持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天。我们山西省委早在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年10月1日，陶鲁笳在《山西日报》发表《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山西农村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的文章，长达万字。文章没有把大寨经验人为地拔高，没有把大寨经验神圣化、绝对化，文章提出了“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的口号。
年3月7日，《山西日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总结和检查了在大寨经验和学大寨报道中的错误和教训。文章中指出：文革以前“《山西日报》对于大寨经验的宣传，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整个报道总的来说是健康的、生动活泼的，对全省农业战线的工作起了鼓舞、推动的作用。”
年8月，陶鲁笳调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临行前，他专程到山西日报和干部、工人告别。年4月，他离开山西多年之后，再次到《山西日报》参加创刊纪念活动，以后的报庆活动，他或参加，或写信祝贺。年《山西日报》报庆60周年时，年过九旬生病住院的陶鲁笳特意将自己走访报社时写的一首诗寄来表示祝贺，并在诗前写道：“在山西任职期间，与山西日报编委们经常往来，讨论重点宣传报道和编写专题评论，有时还日夜审阅报纸大样，与报社同志们结下了深厚情谊。”
年，我被单位抽调出来参与编写方志，因为一张邓小平在山西电力视察的合影照，我专程去找陶老辨认时间、地点，那张有百人的历史照片上，坐在邓小平身边左右的是陶鲁笳和时任临汾地委书记赵雨亭。他住在北京西四国务院宿舍4号院，院子里有几栋单元楼房。在北京他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已从国防科委主任、政委的职务上退了下来，担任国家体改委顾问。那天正巧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家粉刷墙壁，满身涂料和油漆的工人们出出进进，家里很乱，只有贴着壁纸的客厅不需要粉刷。陶老和他的老伴正挤在十几平米的客厅茶几上吃着饭，一听说我是山西来的，他老俩口都非常高兴。我介绍我父亲的名字后，陶老马上说：“记得记得，报社的老黄牛，农民报的领头人”。说着说着，他就从书架上随手抽出几本《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那时编印的小册子，一边翻看一边讲述报社的事情。我注意到他的书架上，有许多那个年代山西简装出版的书籍，许多甚至是内部印的小册子。陶老看着邓小平的照片回忆说：“这是一九五七年春天，你看棉衣还没脱，邓小平来山西布置反右运动，同时对山西洪洞明姜水电站进行了视察，当时正好洪洞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大家听说邓小平来了，就要求照个合影照，照相地点是县委大院”。起身临别时，他送给我一本由他签名的刚刚出版的新书《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他告诉我，这本书中最值得重视、最有历史价值的一章就是《毛主席支持山西创办农业合作社》。路过十几平米的卧室时，我瞅了一眼，看到卧室紧挨着床边放着一只划船器，看来这是陶老在家健身用的。我好奇地问陶老老伴：您就住这样的房子？他老伴解释说，原来住在石景山刘格平的房子里，陶老觉得不方便，就搬到了这里，陶老告诉我，国家体改委的事情还很多，闲不下来。离开陶老家后，我心中充满了许多感慨。回到住所，我翻看着陶老送我的回忆毛主席的书，看到其中有一章标题就是《第一书记挂帅，办好报刊》。
我父亲早年在《晋绥日报》社当编辑，接触最多的是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晚年的父亲编报史、写党史、审读报纸、写新闻志，后来又带病开始撰写五十多万字的《山西农业合作化史综述卷》，他和陶老有了频繁的联系，或电话、或书信、或面谈，一位早期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人和一位老报人因为对山西农业和山西农民的共同感情以及对农业合作化的共同认识，又一次走到了一起。对这本巨著，父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后，他意犹未尽，仍然在和陶老探讨、研究、修改、完善着这本书。那时我觉得农业合作化是件很久远的事情，对父亲编写合作化史的意义不甚理解，其实合作化运动对今天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的共同富裕是有借鉴意义的。父亲在书的序言最后写道：“千万不要忘记珍贵的有丰富经验的合作化的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想这句话也包含了陶鲁笳老书记的思想。此书修改后收入父亲年出版的的多万字的个人文集《报坛六十年耕耘录》第四卷中。父亲在《耕耘录》里再版的《山西农业合作化史综述卷》的序言最后加注了一句话：“这篇序言是在陶鲁笳同志指导下写成的，其中很大部分是陶鲁笳同志改写和加写的”。
年7月22日，医院输完液回到家中休息，正在阅读当日的《山西日报》时，突然消化道血管破裂，口吐鲜血，鲜血染红了报纸，医院不久就溘然去世。陶鲁笳在北京闻讯后心痛不已，派人送来了他题写的条幅：“报人楷模”。
五年之后的年5月21日，陶鲁笳老书记走完了他的94年的人生，在北京病逝，全国各地包括山西熟悉他的同志都陷入了深深的哀痛之中。消息传回《山西日报》社，许多老记者、老编辑和印刷厂老工人都落泪了，人们争先恐后要去北京给陶鲁笳送行。老报人鲁兮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一首挽诗：
深切怀念陶鲁笳同志
三晋开元闪众星，
飞翻岁月已凋零。
陶公近日乘云去，
痛悼老星思绪萦。
英年驰骋太行山，
虎踞龙盘斗敌顽。
“三建”生辉翻作浪，
红旗漫卷踊支前。
入住山西十六年，
改天创业换新颜。
典型引路开生面，
点染河山气浩然。
忙中抓报力求精，
激励吾侪别有情。
亲撰时评谋笔阵，
校勘大样“满堂红”。
崇高理想贯平生，
深悉基层忧乐声。
幸与伟人多面晤，
聆听教诲荡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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