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西格弗里德·温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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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在作家与编辑的相处过程中，有默契也有误解，有冲突也有合作。在九久读书人推出的《作家与出版人》一书中，作者提出了编辑职责的几个关键词。他认为，出版肩负教育和变革的任务，出版人也必须时刻为作品、作家以及作家的作品中的创意准备着。
彼得·海尔特林是一名作家，同时也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长——曾谈到过一个概念，叫“患疾之书”，即那种变得软弱和不合时宜的书：从前，出版人自豪于自己作为书籍制造者的威望，现如今，他们不过是销售额的奴隶。对某些人来说，出版人这个职业甚至完全是过时的。年，对于当时的乌尔施泰恩出版社的出版人约布斯特·希德勒来说，大出版社的消亡还没开始！出版社是在走向灭亡吗？书生病了吗？出版人是可有可无的吗？
书永远是启蒙的第一源泉
当古登堡的发明使机器决定书籍的生产后，那些手抄他人手稿的修士们就声称漂亮的书已不复存在。以手抄本为蓝本、印数在到册之间的印刷书籍第一次替代了手抄本。19世纪初叶，当代表着重要技术革新的滚筒印刷机（年）和莱诺铸排机（年由麦根塔勒尔发明）诞生时，人们又开始相信漂亮的书已不复存在，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迎来了装帧艺术的高峰。之后，无声电影、有声电影、唱片、广播和电视接踵而至，每当人们讨论新媒介时，总有人散布卡珊德拉式的警告。如今，音像多媒体，电视和电影家庭录影带，磁盘记录器又为对漂亮书籍的终结的新一轮哀叹提供了背景。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拿大传播学家，在10年前曾预言年将是书的终结之年，现在，人们缄口不提他的预言！顺便说一句，他死于年12月31日，位于多伦多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文化技术研究中心”也被迫关闭。人们时而也会谈到纸张作为信息载体的终结。卡尔·施泰因布赫写道：“信息将脱离纸张而灵活如电。”诚然，新的试听系统必然会到来，但其发展也必然有别于当今宣传家们的断言。
滚筒印刷机（年）
我在这儿只想谈谈两位20世纪70年代初的宣传家，汉斯·J.里泽和汉斯·阿尔滕海因。在《德国书业交易报》登出的一篇赘述中，汉斯·J.里泽论述了“出版社的结构性转型”。在里泽看来，书的终结业已来临。他几乎没掌握什么新资讯，只顾引述德国未来研究协会主席的话：“决定性的信息不必再通过文字繁冗地进行人际传递，而是可以非常迅速地通过计算机加工。”于是乎，美国人E.B.魏斯开发了属于未来的沟通工具——“家庭交流中心”，年，它会进入千家万户，“每家每户都会安上集成感应支架。它接收电视发出的讯号，接收远距离的打印讯息，能进入数据中心、广播、音响以及带屏显和按钮的新型电话。”根据魏斯先生的言论，书将会消失，所以汉斯·J.里泽要求出版社“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柏拉图的思想变成人类的精神财富，花了0多年的时间。10年或者15年以后，借助电脑，任何天才般的思想将即刻转入脑中。”这就是“里泽谬论”。
里泽总结道，出版社必须因此进行“转型”：“只有那些及时认清时代精神的出版社才有未来可言。”我认为，里泽是不在理的。他没有说明为什么柏拉图的思想成为人类精神财富花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或者一个天才般的思想是如何能通过电脑和电视被立刻移植进人脑。作为自己预言的要证，汉斯·J.里泽列举了“德国大学出版社”诞生的例子，它利用新兴媒介——麦克卢汉所谓的“神奇的渠道”，“生产和传播实用而现代的学习参考资料和教学工具”。事实上，这家出版社的领导者汉斯·阿尔滕海因也在年书展的出版人集会上宣告了祖父辈出版人的死亡，并发展设计出一套出版人的新形象。按照他的说法，出版人就是工程师，他利用一张无纸张手稿、集各路通讯工具于一体的电子书桌，管理一个信息中心的指挥台。然而时至今日，“德国大学出版社”已不见影踪，阿尔滕海因也重操旧业，回归到了传统的图书出版业。
那些讲述书籍必将终结的童话故事自己却走向了终章。在我们的世界，书还会牢牢占据几十年的位置。我甚至愿意预言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图书生产量还会增加。当然图书的呈现方式会有所改变。正如图书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图书的形态以及它的生产和销售。我们社会的民主进程，进入大学读书深造和进入业余大学接受成人教育的强烈意愿，以成熟的姿态面对乃至克服日益被技术操控、被政治垄断的世界，对于这些基本的动力，书永远是启蒙的第一源泉。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做好准备的出版社不必为它们的未来忧虑，但它们必须比现在更加清楚地投身到自身特殊的任务上。
鉴于各个领域的费用增加，通货膨胀，鉴于石油危机引发的纸张紧缺和生产物美价廉之书的当务之急，为了不能让书价承担所有费用增加的后果，出版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督促自己必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能轻松出版书籍的舒适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今日那些声望在外的出版社所陷入的困境即是明证。对于个体来说，这些大出版社不再一望即知。有鉴于此，莱因哈德·莫恩，贝塔斯曼集团的领导对“大型出版社”的观念显得很有趣。
大型出版社的三项任务
大型出版社有三项任务：给予资讯，传递知识，提供娱乐。
也就是说，会有新的产品加入到“出版人的图书生意”中去，比如报纸、杂志、唱片、电影以及未来的视听磁带、系列电视剧和数据库。
莫恩认为，在这样的大型出版社，改变的不仅是它们的销售和技术，还包括“出版计划”。“从前安放在一个人身上的领导要求和出版计划如今已无法保留。绩效的要求大幅度提高，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的力量。”
莫恩只考虑到了营业额这一个标准，所以他所说的德国五大出版集团即（按营业额排序）：阿克塞尔·施普林尔（AxelSpringer）、贝塔斯曼（Bertelsmann）、格鲁纳雅尔（GrunerJahr）、保尔（Bauer）和布尔达（Burda）。很明显，这些大型出版集团和传统的文学出版社有很大区别。它们不生产或者不单单生产“神圣的商品——书籍”，而主要靠报纸和杂志生存，也就是说依赖广告费用。因此，它们并不非常需要一位文学出版人，而更需要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模式。莱因哈德·莫恩所说的大型出版社对我而言难称伟大。严格地说，在莱因哈德·莫恩的描述以及其他报告中（包括前面提到的阿尔滕海因的报告），有一类人并未作为一种尺度出现——出版社、文学出版社和出版人就是为他们而生的，这一类人就是——作家。
关于出版人职责的四大关键词
作家选择了一家出版社，就意味选择了这家出版社的所有，选择了他的出版人。也就是说：
1.选择了出版社旗下的作家圈子。
2.选择了出版社呈现他的作品的方式。
3.选择了一家出版社的出版能力，选择了出版社的员工。
4.选择了一位出版人，他是作家的第一合伙人，在业务上对上述三个标准负责。
关于第一点：旗下作家的声望和影响，他的书的讨论热度及反响，决定了一家文学出版社的声望。
一家文学出版社不靠单单一本书，更不依赖于畅销书籍；今日的畅销书单往往是明日的墓志铭。一家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以及它的规模随着作家内心的年历生长。当然，在出版计划上的巧妙混搭也很重要，这是出版人最古老的秘密：把青年作家和年长的作家混搭在一起，把畅销的和笃定没有销路的书混搭在一起，把满足当下政治需求的作家和那些只跟随内心意志（“别跟我谈政治”）的作家混搭在一起，把乐意成天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作家和毕生拒绝抛头露面的作家混搭在一起，把事前就会提出最高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酬劳的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在他的剧作《惯性势力》中写道：“当事情跟钱发生关系时，连天才都会发疯”）和克制物质需求的作家混搭在一起。但这种杂糅不是开杂货铺，而是把不相连的各部分组合到一起，把几乎不相容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一种纲领，一个总和。这就是出版人的任务，也是胡戈·巴尔在谈到S.菲舍尔时所说的“标签”。
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
从这点出发，我们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一个不受国家政府资助的出版社，能通过年复一年地提挈“青年作家”来推动公共文化的发展。初出茅庐的人受惠于同家出版社大作家的名望；年轻作家也往往被他们的榜样吸引。另一方面，年长的、被公众日渐淡忘的作家也需要一家除他的作品之外不断出版新鲜文学的出版社，这些新鲜文学能带来创新，带来新的思想碰撞、新的动力和新的语言形式。
因此，一家严肃对待己任的文学出版社，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停止出版青年作家的作品，虽然他们在通向读者的道路上并不好走。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轻作家和年长作家是靠处于鼎盛时期的作家生存的。但例外也是有的，文学史和当代文学一再证明，老作家也会焕发青春；我在这里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赫尔曼·黑塞作品在现今的影响。
文学出版社也靠林林总总的读者接受潮“生存”。当彼得·苏尔坎普在年重建他的出版社时，黑塞热刚刚开始，这给他的重建工作帮了大忙，也帮助他出版了布莱希特的作品，多年来，布莱希特的作品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销量比在德国的销量还大，这也帮助苏尔坎普争取到了一些青年作家，比如马克斯·弗里施。当黑塞的销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布莱希特和弗里施的作品崭露头角，这又让出版社可以考虑刚开始卖不出去的书，比如普鲁斯特和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我们今天还能敢说到瓦尔特·本雅明的影响。对布莱希特的接受让霍瓦特的全集的出版成为可能，对布莱希特和霍瓦特的接受又让出版玛莉露易丝·福莱塞的全集变得可行。
彼得·苏尔坎普
如果人们在出版社对作家的人事安排上能看出一种计划，那这种计划绝非偶然。这种有机形成的、由出版人制定的计划有它的固有规律：对外，它以公众期望的形式发生作用；对内，它也作用于作家自身以及在日常工作中努力实现这一计划的出版社员工身上。
关于第二点：作家选择出版社，就是选择了出版社呈现他的作品、保护他的权益的方式。
作品的呈现必须和作家书中所用的呈现手法相辅相成。图书制作中的每一环节都很重要，比如审稿过程——成书过程——一本书的外观——它的封面、字体和介绍性文案——书的外表是它内心的表达。困难在于，书的外在呈现不仅要与内容相符，还必须能招揽读者，也就是说，要能激发读者的购买欲。它必须让作家欢喜，称他的心意，但也要通过市场的考验。
一家出版社的意志最能体现在它所出版的系列文集上。在这里它可以追随自己的构想，总有许多新的文集诞生，许多老的文集也会终止。这样的系列文集对建立出版社的整体面貌有着重大意义。它们通过被某一群体接受而获得影响。一套文集能跟随或引发一个时代的潮流。
一家出版社的面貌取决于它的书的内容，也取决于书的外观。外观不必追求整齐划一，但要能在多样化中看出统一，尤其是和谐。苏尔坎普出版社从出版平装本《普鲁斯特全集》和《布莱希特全集》出发，陆续出版了贝克特、布洛赫、弗里施、黑塞和霍瓦特的全集；专家们在出版社和大学购书时都推荐“苏尔坎普”版本，国内外出版社也对其外观竞相模仿，这些都证明了它在图书外观上的影响力。
苏尔坎普出版社最引以为傲的彩虹墙，上面陈列了出版社的“彩虹系列”图书
关于第三点：一位作家怀揣他的手稿选择了一家他所信任的、有能力在未来使他的书变为现实的出版社。
同时，他也选择了一家出版社的员工。从前，一家出版社只是顺便经营文学书，主业是专业书籍，在我看来，这在未来是行不通的。出版社必须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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