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代年轻人，生长在被筛选出的现实里”，然而“想象力就像野生动物，不可能在笼子里喂养。”在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在缅甸已经成为一种艺术……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带着作家的清醒和观察力，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呈现了一个独裁统治下的亚洲缩影。他重走奥威尔的缅甸之路，探寻奥威尔对缅甸的精神影响，在历史记忆与现实层面之间，构建了文学与当下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呈现了一个独裁统治下的亚洲缩影。
第三章仰光（节选）
[美]艾玛·拉金
王晓渔译
在缅甸首都仰光的中心，坐落着一座宫殿式的宅邸。在英国统治下，这座浮华的维多利亚式建筑被称作秘书处，是殖民政府所在地。建筑是不规则的综合大楼，有着无尽的黄羊皮纸色的柱廊，还有红砖墙面和高大的百叶窗。在开阔屋顶的拱状穹顶之间，乌鸦笨拙地飞来飞去，周边的花园有椰子树和扇形的旅人蕉。独立之后，秘书处成为新成立的缅甸内阁所在地，现在是军政府中央办公室的一处驻地。入口有头戴作战头盔的军人精心把守。吉普车和装甲车沿着蜿蜒的车道停靠。在每一个院落的四个拐角，都有围着生锈铁丝网的警卫室，士兵手持机关枪把守。
在仰光，这种老式英国建筑随处可见。实际上，这座城市部分看起来像被移植到热带又被荒置了一两个世纪的伦敦。码头附近是有着壮观的多利安式（Doric）立柱的英国法院。法院仍然用于法律诉讼，工作人员身穿白得耀眼的衬衫，衬衫下摆塞进厚厚的丝绸笼基，他们在建筑之间穿行，手里摇晃着人造革的皮包。在老式电报大楼的屋顶，狮子雕像张着血盆大口，俯视着城市。在前英国百货公司若薇（RowCo.）的入口上方，是空白的钟面，上面有铁画银钩的纹饰。在仰光主干道的两侧林立着殖民地时代的店屋。透过门廊，你可以看到陡峭的旋转木梯通向黝黑的楼梯洞口。青绿色的苔藓顺着灰墙的裂缝一路蔓延，裂开的石头山墙里生长出蕨类植物。
奥威尔结束了在三角洲的驻扎，又被分配到仰光郊区的警察局先是过河去南部的锡里安（Syriam），然后去位于城市中心以北1分钟火车车程的永盛（Insin）。当时的仰光以拥有帝国的很多宏伟建筑而负有盛名，对殖民地官员来说，在沉寂的缅甸热带沼泽中它是一块西方文明绿洲。在仰光，你可以在河滨著名的斯特兰德酒店（StrandHotl）享受法国大餐和葡萄酒，或者在赛马俱乐部（GymkhanaClub）倾听最新的舞曲唱片。“喔，愉悦的仰光之旅！”约翰·弗洛里在《缅甸岁月》里的反应是“冲到斯玛特和穆克敦的书店（SmartandMookrdumsBookshop）寻觅英国的最新小说，在安德森餐厅（Andrsons）品尝经过里冷藏运输的牛排和黄油……”
奈温军政府掌控政权之后，斯玛特和穆克敦书店被收归国有，安德森餐厅不复存在，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斯特兰德酒店用餐。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次到缅甸，斯特兰德是一家由政府运营的年久失修的旅馆。发霉的房间堆满不太协调的家具，床上用品由陈旧的亚麻织成。几年前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翻修了建筑，把它变成五星级酒店。法国大餐再次出现在斯特兰德主厨从法国空降而来。在旋转的黑色吊扇下，躺在藤椅上的客人可以享受司康饼搭配果酱的下午茶。
自从年当局宣布缅甸向海外投资者开放，许多仰光老建筑都被拆毁，为公寓、政府大楼和旅馆让路。在超市可以买到进口零食，在百货大楼可以买到各种国际知名品牌的商品。你可以在有着时尚水磨地板的酒吧品尝炭炉烤出的比萨和经典的凯撒（Casar）色拉，也可以在咖啡馆一边观看平板电视上的MTV，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在一份英文周刊的社交版面上，印着举着香槟玻璃杯的标准外国商务人士和对着镜头巧笑倩兮的缅甸美女。所有这些新奇的事物，都让仰光在某种程度上仿佛亚洲其他那些蓬勃生长的首都，但实际上那些只是橱窗里的表演。绝大部分设施只是为富有的商务人士和将军家族服务。缅甸是东南亚个人收入最低的国家低于老挝和柬埔寨。薪水从无变化，仰光的通货膨胀率据估算达到每年0%。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仅能勉强收支相抵，一些人甚至入不敷出。每天清晨，仰光的大街小巷都有排着长长队列的人群，等待领取政府食品（如食用油和大米）的限额配给。
我认识一位年长的缅甸妇女从前是教师我每次到这座城市都会拜访她。她经常坚持把住处附近新建成的超市指定为会面地点。我们会在货架之间的走道走来走去，吹上一阵空调，她对商品称赞有加，仔细地查看有机洗发水，或者阅读杏仁巧克力包装盒上的成分。她会告诉我超市是如何便捷，几乎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东西。她会提醒我奈温时代的缅甸不可能会有这些，她把超市看作国家进步的信号。然而，我们从来不用在收银台排队，因为她从不在此购物。她没有经济能力在超市购物，如同其他那些缅甸家庭主妇，她在当地传统市场的露天摊位上购买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
在双重铁丝网的后面，值勤的士兵居住在秘书处大院一侧的附属建筑物中。那里的建筑风格和秘书处相似，都是红砖黄檐，但不同的是，可以近距离地从外面观看建筑构造。黑色污水像是打翻的墨水，从被雨水浸透的屋顶滴下。年久失修的门框上吊着裸露的灯泡，灯泡晃来晃去。窗户玻璃大都已经破碎，取而代之的是瓦楞铁皮和一块块的硬纸板。建筑之间散落着小块的菜地。鸡群在杂草之间觅食，几头猪卧倒在烂泥中。夜晚，秘书处陷入黑暗，能够看到的只有庞然大物般的黑色轮廓，就像哥特式神话里的幽灵寓所。引人注目的是，在院落边缘处有一些废墟，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在这里生火煮晚饭。
当我抵达仰光，首先拜访的是好朋友葛叶（KoY），他是研究缅甸军政府管控思想的专家。葛叶已经在仰光做了30年的出版商，在出版物公开发行之前，政府审查员会检查他的出版社以及缅甸所有出版社出版的每一页纸上的每一个字。仰光可以维持正常的表象，部分是因为这种严密的审查机制。
我沿着街道相对安静的一边走下去，找到葛叶经营业务的一楼办公室。在等待他被从里屋叫出的间隙，我看到围绕印刷机一台像卡车一样又大又黑的喧嚣的机器精心编排的“芭蕾”。一名穿着齐膝笼基工装的赤膊男子，操控着机械柄，另一名男子蹲在机器下面，负责接住印好的纸张。在印刷机旁，一名女子盘腿而坐，将刚刚印好的书页码放整齐，套上封面，然后用粗棉线将还有些温热的纸张装订成书。她的旁边是一名穿着灰白衬衫的男子，双手都是油墨，负责将完工的书一摞摞堆放整齐。他把带有出版社标识的橡皮图章蘸上印泥，然后结结实实地盖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
葛叶喊来一名年轻的小伙子，他正在将成堆的杂志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准备分送到仰光各处的书店。他将一些钞票塞到小伙子的手里，让他去买茶。葛叶让我坐在他办公桌前的高脚凳上，他坐在办公桌的另一边，用快燃尽的烟点起另一支烟，然后开始他最擅长的话题：新闻出版审查与注册局（以下简称新闻局）。新闻局由军情局领导，是不折不扣的审查部队。它承担着艰巨的任务，负责从每一件印刷品中无论学校课本、杂志、日历还是歌词搜寻涉嫌反政府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和每一幅图画。葛叶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生活杂志。在粗糙的灰色纸张上，印满短篇故事、关于电影的文章和流行歌星的资料介绍。他翻开杂志，向我展示审查者用粉红色荧光笔圈住的某些段落，或者如某些页面所显示，圈住了整篇文章。在每一个涂画处，都龙飞凤舞地写着一个字：“删”。
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为什么是这几张？”我问。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我觉得哪怕审查机构的人员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他解释说，新闻局有11条宽泛的规则，规定哪些主题不能触碰，但规则语焉不详。他们禁止：
任何“有违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
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谐和公共秩序”的内容；
任何“错误思潮”和“不能与时俱进的观点”；
任何虽然在事实上正确，但是“时间和环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内容。
“他们从不向我们具体说明为什么有些内容被禁止，”葛叶说，“我们只能猜测。”明确的忌讳是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年人民起义和“民主”这个词。每个月编辑都会接到新增的禁令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变幻莫测，取决于缅甸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我与葛叶会面时，禁令包括“大米”（严重短缺，使得政府必须限额供应）和黄金（上涨的黄金价格进一步说明缅甸的经济困境）。最近几个月，由于缅甸与近邻泰国发生政治冲突，新闻局决定将任何涉及泰国的内容从新闻里删除。葛叶说，这波及任何与泰国有关的内容，包括所有与泰国人有关的内容、所有泰国产品的广告。有一本月刊出于疏忽刊登了一条泰国公司的广告，新闻局将该期杂志全部查禁。新闻局的禁令也经常包括国际新闻。那些可能紧密影射缅甸自己历史的报道，比如发生在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起义和独裁者苏哈托（Suharto）将军的突然下台，都在缅甸的报纸和杂志上无影无踪。
“他们不仅禁止政治议题。”他接着说。甚至最基本的公共信息，比如在我抵达缅甸之后火车票价刚刚涨了四倍，也不允许出现在报纸上。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或者去火车站买票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个信息。“将军们根本不希望看到任何关于他们国家的坏消息出现在印刷品上。”葛叶解释说。
年，一部叫作《凯瑟琳历险记》的电影被缅甸的英国政府查禁。电影讲述了一名白人女性在以印度为原型的虚构地区的冒险经历。审查者甚至不需要看过电影。他们只是简单地扫了一眼宣传手册，用红色蜡笔圈住他们不喜欢的语句。一处是不幸的凯瑟琳被卖到奴隶市场，另一处是有人夸口：“你将看到她被狂热的土著捆起来！”英国政府感到，让一名白人女性处于这么一个难堪的处境是有失颜面的，有可能让缅甸观众动坏脑筋。当局对媒体如何呈现英国人非常在意，把任何媒体批评都视为对王国合法性逐字逐句的消解。年，缅甸的英国审查者禁止了颇负盛名的电影《亨利八世的私生活》，这部电影呈现了国王用手进餐狼吞虎咽的模样，他们不希望一名英国君主被看到不用刀叉进餐，虽然今天很多缅甸人依然保有这种饮食习惯。通过严格的出版审查法人称“封口令”他们审查报纸和杂志，查禁书籍。任何被审查者贴上“恶意”“煽动”或“异议”标签的内容，相关负责人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在一些极端案例中，甚至被判刑。
在从英国独立后的短短十年里，缅甸经过一段自由和充满活力的出版时期。但是当奈温掌握政权，他沿袭了英国的旧式法律，重新管制媒体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限制。近年来，既有的法律不断修订，以进一步加强出版控制。当局不断升级所有在职作家和编辑的背景资料。就像在英国时代，越出雷池一步意味着高额罚金或被判入狱。一名出版商正面临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因为他没有获得当局许可就印刷了学生的活页手册，手册内容包括诗歌和校园新闻。另一名出版商印刷一本书时超出了登记的册印数，他被重罚，同时公司停业半年，实际上这已经足以让他破产。“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葛叶说，“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数量越来越多，无论什么题材，写作都变得越来越困难，编辑自然越来越小心翼翼。”
电影《昂山素季》杂志编辑的处境尤其困难。杂志在印出之后送交审查委员会，如果审查者要求更换内容，编辑必须自己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过去常常看到那些令人不快的页码直接被撕掉，或者那些段落被涂上重重的黑墨水或银色、金色颜料（所以你无法把纸举到光下辨认其中的内容）。比如在年，有一名杂志编辑试图刊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译文选段，审查者把这些内容撕掉。如今新闻局的要求更加高明：它不希望公众看到媒体被审查。但是，葛叶向我解说如何暗示内容是否被删。因为编辑团队有每月的截稿期限，很难有时间重写文章，他们会预先准备一些内容填补审查者制造出的空白。葛叶向我展示了一本杂志，编辑用广告填补了杂志上的空白。他说，你可以通过广告数量判断审查有多么严重。我翻阅了一遍杂志，数出6页四分之一版，7页半版和3页整版广告。
我们被印刷机刺耳的尖叫声打断，随后传来工人们异口同声的抱怨声。电被切断，机器振动几下，停了下来。一名工人到门外启动一台小发电机，过了一会，印刷机慢慢地轰鸣着恢复活力。虽然仰光的电力供应比缅甸其他地方充足，但每天仍然会停电有时是几分钟，但更多的时候是几个小时。在有些城镇，比如黄金谷（GoldnVally）很多将军住在那个位于城市正北的富人社区，电力供应就相当稳定。在仰光其他地方，每晚只供电几个小时。对大多数商业机构来说，自己解决能源问题是必须的，在大型旅馆和公寓外面，你可以看到像房屋一样大小的发电机，整日整夜大声地轰鸣着。
葛叶从他的伦敦牌烟盒里敲出最后一支香烟。“新闻局在过去四十多年控制了缅甸所有的出版物，”他说，“现在我们有整整一代年轻人，生长在新闻局制造的被筛选出的现实里。”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正在阅读一本20世纪0年代的政治小说，那时正值缅甸短暂的出版自由时期，他的儿子惊讶地发现缅甸曾经存在一段可以批评政府的时期。当然，他知道可以关起门来批评政府（他已经无数次听到父亲批评政府），但是他从来不知道可以在印刷物中这样做。“总有一天，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和迁徙自由，”葛叶这样评价当局，“但是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拥有言论自由。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印出那些真相如果人们可能知道真相全部的真相，他们会在一个月内下台。”
奥威尔相信，在极权主义之下，文学不可能幸存。一个极权主义政府，他写道，知道自己对权力的控制是不合法的，因此不可能允许真相被记录。为了维持现状，它依赖谎言。“现代文学在本质上是个体的事情，”奥威尔在随笔《文学与极权主义》里坚持认为，“要么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真实表达，要么什么也不是。”简而言之，极权主义杀死了创造力。“想象力就像野生动物，不可能在笼子里喂养。”他写道。
“胡说！”当我把奥威尔的随笔给一名年轻的缅甸作家看，他这样说。“去潘索丹大街（PansodanStrt）逛一圈吧，”他有些挑战地对我说，“你会发现文学在缅甸离死亡还很遥远。”潘索丹大街被人们亲切地叫作“街边大学”。这是一条正好穿过仰光市中心的繁忙大街。那里书店鳞次栉比，卖书和杂志的摊铺几乎铺满每一寸人行道。你触目可及的地方都是书，成堆地堆在地上或者放在临时的木架上：有落满灰尘的老旧英语经典，科学教科书，新出版的缅甸小说，英语系学生用书，旧殖民时期的地方志，当代缅甸诗歌和短篇小说选，世界各地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译本。每月出版的书籍大概有种，同时有超过种杂志和80种周刊。显而易见，当局的铁腕审查无法摧毁阅读和书写的愿望。
在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在缅甸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缅甸的出版商、编辑和作者在如何让信息绕过审查方面技巧炉火纯青。我在仰光的时候，一本杂志刊登了一则讲述一群狼袭击一头大象的短篇故事。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反复阅读，可以把它看作一则寓言，昂山素季坚持不懈地反对着当局对她的党派的长期压制。退休教师屯林，我在曼德勒的奥威尔读书会成员，用整整一个下午告诉我卡通片《狮子王》实际在讲缅甸故事。被迫离开故土的年轻狮子辛巴（Simba），是昂山素季。辛巴的父亲与昂山素季的父亲一样，死于谋杀。刀疤（Scar）是奈温，这头罪恶的狮子夺取权力之后，把一个曾经美好的王国变成一片焦土，动物们不是死于饥饿，就是被迫奔走他乡。最后，屯林高兴地提醒我，辛巴打败了罪恶的元首，那块土地重新成为彩虹和阳光的国度，河水碧波荡漾，所有的动物和平相处。
奥威尔缅甸故居讽喻不是躲避审查的唯一方式。杂志编辑会刊登介绍瑞典医保制度的文章，希望读者把它与医保名存实亡的缅甸相比较。一些出版商翻译出版后现代主义和结构理论等思想流派的导读书。“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努力削弱他们的制度，”一名翻译者告诉我，“通过这些书，我们可以教育青年一代并且帮助他们睁开眼睛，看清身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不是直接的方法，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人们能够意会。”
在潘索丹大街，我注意到无数励志书籍被翻译成缅甸语。那些在西方很畅销的读物应有尽有：《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心灵鸡汤》、《谁动了我的奶酪？》，还有续集《我动了你的奶酪》。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一种说法，因为励志书籍教育人们自信，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书籍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向缅甸读者传递了一个信号，你们可以分享权力。“这些励志书籍能否预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酝酿？”我问一名缅甸作家。他立即对我表示不以为然，“你能举出一个不流行励志书籍的国家吗？”我意识到，有时可能对于言外之意过度解读了。
我在仰光的时候，遇到一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像缅甸很多作家和新闻记者一样，曾经在监狱中度过很多年。他将近0岁，语调温和，他开口说明自己观点的时候，经常像默剧演员一样挥舞手势。“我写的故事都是以我身边发生的事为原型。”他告诉我。他的故事是日常生活的记录，经常重点写到军政府统治之下人们生存的贫困状况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虽然他仍然设法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是他想写的很多故事现在只能储存于大脑中。“我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他说。在监狱期间，他被禁止写作，所以他擅长把故事记在大脑里。他向我讲述了一则故事，关于想象的力量。
他说，监狱里有一名老人，负责清扫监狱长住处周围的地面。这块区域其他犯人禁止入内，每天老人都用整天的时间把它清扫干净。作家同情这位老人，决定节省下每天的限量米饭，与他分享。米饭非常低劣几乎难以下咽但是作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相送。他把省下的米饭给老人，老人表示感谢之后风卷残云地把米饭吃光，仿佛米饭是他曾经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这么难吃的米饭，你怎么如同享受美味？”作家问。老人回答，每天清扫地面的时候，监狱长太太在为全家煮饭，厨房都会飘来诱人的味道。当他吃米饭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味道，比如猪肉咖喱炖土豆，他一边吃饭一边让味道在脑海中萦绕。
“对我来说，这是如此简单又完美的故事，”作家最后说，“但是我无法发表这个故事。”
我在缅甸遇到的作家，几乎每位都有至少一本书被审查委员会查禁。因此，在缅甸存在一种关于无法出版书籍存在于作家脑海中的故事和不见天日的手稿的秘密记忆。一些作家会写下明知不可能在当局统治之下获许公开的故事。我的一名朋友，每天都在他快要崩溃的电脑面前坐上几个小时，记下通过小道消息了解的每日事件。“我必须这样做，”他说，“这里的官方新闻每天什么也不报，如果我不记下，明天这些就会被遗忘。”我也遇到一名历史学者，他正在忙于编撰缅甸东部掸邦（ShanStat）的当代历史。那是一部军政府如何对掸邦进行军事占领的历史，他解释：“我知道这不会被出版，但是我必须写出。我必须留下记录：至少它会在这里，或许有一天……”
就像一名缅甸作家向我开玩笑所说：“在缅甸我们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只是没有公开出版的自由。”
奥威尔与缅甸《一九八四》以温斯顿·史密斯走进他破旧的寓所作为开篇。温斯顿躲进浅浅的壁龛，那里有几英寸的空间在电幕虎视眈眈的视线之外。他坐在那里，拿着一本空白笔记本，里面是乳白色纸张，他的手里是一支偷偷买到的笔。当他在即将成为日记的笔记本第一页上写下日期时，他怀疑能写给谁看，因为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向任何人出示这本日记，都是不安全的。他开始记录前一天的事情，中间不停地被各种事情打断，然后他把笔放到墨水池里，笔记本上写下了题赠：“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当我在缅甸各地行走时，经常会被问到一个关于奥威尔的问题，他如何想象出《一九八四》的场景？奥威尔从来没有受到过压迫，他为什么能够写出压迫？这是一个好问题。举世公认，《一九八四》非常精确地描述了极权主义制度下的生活。这本书描述了一个全能政党统治下的没有灵魂的社会，这个政党用愚昧（所有的历史都被抹去，所有正在发生的事件都被改写）和恐惧（电幕无处不在，反对者会被人间蒸发）控制人民。
那么，奥威尔是怎么做到的？我经常给出一个标准但并不让人满意的回答。一些学者认为英国寄宿学校寒冷的集体宿舍和频繁的体罚可能让8岁的奥威尔初尝《一九八四》的味道。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中加入 以及在巴塞罗那（Barclona）被苏联警察追捕的经历使得他拥有特别的洞察力。我自己的理论是当我对奥威尔在缅甸的经历越来越熟悉，我对此越来越深信不疑他的帝国警察生涯，影响深远地促成了他书写压迫的能力。
我与熟识的一名缅甸诗人分享这些想法，他不以为然。他告诉我，有一名他记不得姓名的英国诗人，因为一首关于俄罗斯的诗获得一个奖项。奖项公布之后，诗人从未去过俄罗斯的秘密被泄露出来，遭致严重批评。“在我的观念里，这种批评有些执迷不悟，”我的朋友说，“诗人的写作来自他的想象，那才是真正的艺术：能够想象你从未经历的事情。”
作者:艾玛·拉金
译者:王晓渔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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