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年12月27日《桐城报》
图为恢复报名后的样报（年5月18日）
日前，经市委十四届第26次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桐城报道》恢复使用原报名——《桐城报》。
本报最早创办于年，原名《赤魂》、《火花》，是中共桐城县委(临委)机关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年5月，《桐城报》创刊并发行。年12月停刊。年5月，本报作为桐城(县)市委机关报复刊。年2月，本报获称“国家一级标准安徽省优秀党报”。年1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获国内统一刊号——CN-，在全国公开发行。年底，在全国县(市)级报刊整顿中，本报刊号被取消，转为内刊，年1月更名为《桐城报道》。
从复刊时算起，至今年5月17日，本报已出版期。
口述人：彭声琦年生，87岁。年，彭声琦任《桐城报》报社总编。
彭声琦(左)与本报记者交流办报经验
艰苦条件下创办《桐城报》
年，按照县委统一部署，我和另外几名同志去省委党校学习新闻知识，了解办报业务。11月，我们从省委党校新闻班毕业后回到桐城，和同志们一起开始创办《桐城报》。一开始，办报的物质条件非常艰难。我们的办公地点在南城门胡家井附近的一处民房，租的是二楼的大开间，报社同事六七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办公，当时无电话电灯，无厕所卫生间，光线不足时用煤油灯照明。由于用水用电得不到及时解决，报社工作也很受影响。县领导了解情况后，十分重视，一个多月后，报社办公室搬到县委机关大院内(今文庙右侧)，还安置了宿舍，配备了两部照相机、一部电话和两部自行车。这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印刷条件怎么样呢？当时的印刷厂也在南城门胜利街那一块，在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曹洪章、县长宋清的协调下，将二轻印刷厂改为国营桐城报社印刷厂，扩招了工人。当时的印刷还是活字排码印刷，由于科技条件限制，工人们谁也没有排过报纸版面，一切从头学起，活字码摆好，印出大样后，编辑跟在旁边，随时校对；那时候的四开印刷机需要用脚踏，为了节约工时，编辑也帮着工人用脚踩机器。报社同事们熬夜加班属于常见现象。县委食堂有加班夜餐，到半夜去食堂一看，往往全都是报社的同志。报社报道工作通常是连续劳动、不分昼夜，但同志们工作积极性很高，从不喊累叫苦。
稿子怎么来？我们采访有三个渠道，分别是：根据县委中心工作计划安排报道重点；各农口、工口单位通讯组主动上报新闻线索，或直接投稿；编辑部电话约稿。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便，编辑部采取电话采访的形式，与各区公社、大队通讯员保持联系，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要采访途径之一。
如何凸显宣传思想、新闻质量怎么把关？为了加强宣传工作的责任性，报社确定了办报思想，也就是“桐城报作为桐城县委的喉舌，报道工作要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县委十分重视报道工作，凡是县委工作会议和重要活动，包括书记县长下乡、电话会议等，都要求报社同志参加，及时对报道重点作出具体安排。由于县委对报社工作指导具体，《桐城报》的编辑思想也就十分明确，增强了宣传的目的性和宣传效果。报社内部机构设置无细化分工，包括总编在内，所有同志一竿子到底，从编前组稿、记者采访、编辑排版到校对送审都能独立完成，个个都独当一面。
年，彭声琦从省委党校新闻班培训毕业
打造报纸形象请郭沫若题写刊名
《桐城报》正式创刊时，为了提升报纸形象，报社同仁想了个办法，写信到北京给郭沫若，让他题写“桐城报”报名。没想到，郭老真的回信了，而且，在回信中他题写了三幅字样，让我们自己挑选。《桐城报》从此有了郭沫若题写的刊名，有了大家风范。办报质量如何提升？为了提高《桐城报》的办报质量，我们团结一致，想了很多办法：一是请进来。那时候，全国县区级办报刚刚兴起，大家都希望可以互相交流、学习。我们也想方设法，请人家给我们传经送宝，介绍经验。比如当年的《井冈山报》、《醴陵报》，都先后被我们请进来，给我们开座谈会，使我们在工作中受到启发，对于我们提高编辑水平很有效果。二是走出去。光埋头干工作不行，我们还要放宽眼界。我和盛方奇也先后去江西、湖南等地学习人家的办报经验，回来给大家汇报，大家共同探讨、学习。另外，我们每天上班都要开编前会，除了总结前期得失、安排当天工作以外，我们还要学习省委重要精神和上级重点刊物。为了搞活版面，我们还自己开动脑筋，在“天窗”配上自己绘制的插画。那时候没有专门的美术编辑，连插图的刻板、印刷都是我们自己参与。配了照相机后，冲洗图片要送到安庆，来回要两三天，于是我们又自学了冲洗技术，在办公室里砌了间暗室，自己拍了图片，自己去冲洗。
年在安徽省委党校学习，
前排左二为彭声琦
鉴古知今愿《桐城报道》越办越好
我在桐城报社工作了约5个年头，年我被调到安庆报社，任该报社编委、农村组组长。在安庆呆了三年后，桐城县委书记张安国去安庆开会，又将我要回桐城，当时桐城报社已经解散了，我被安排在县委办公室，从事文秘类工作。后来，我又去桐城县党校、文教局、邮电局等部门工作，最后从邮电局退休。回顾那些年办报的历史，我们那一代人既有成绩也有过失。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那一段岁月，我们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那个年代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作用。但是，对“大跃进”那段时期的“浮夸风”和“大鸣大放”的激进思潮，我们缺乏清醒的意识，对于这些激进思想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在宣传工作中没有足够的预见性和理性的判断，当时的“紧跟”现在看来确有脱离实际的地方，例如“放卫星”“夺高产”等宣传报道，每每回忆往事，我都感到内疚。如今，我的晚年生活很平静。我跟大儿子一家住在一起，日常起居由他们照料，身体很健康，除了血压偏高以外，其他一切正常。平常闲暇时间，我就和邻居们打打牌。我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平常还订阅《文摘周刊》《安庆日报》等报刊。我对《桐城报道》一直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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