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夏 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新莱茵报》原版报纸是马克思办报的原始史料和基础文本。但由于多年的时间间隔、复杂的历史背景、难以流畅阅读的哥特字体，导致本学科至今无人阅读过这份报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遗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时期的较多文章，错误收录了一些并非他们撰写的文章。我国现有关于《新莱茵报》的研究的依据是少量译文和其他二手材料，缺乏学理性和系统性。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和科学精神，准确而忠实地翻译《新莱茵报》，将研究建立在完整史料的基础上。
年10月，《新闻与传播研究》出版增刊专号“《新莱茵报》的编译与研究”，年以来第一次发表中文版《新莱茵报》创刊号、第2号和终刊号（包括广告）并配有事件、人名、地名、报刊、专用名词等方面的注释多条，迈出了编译全部号（包括期各类报纸附刊）《新莱茵报》的第一步。紧随其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论丛》创刊号以及《新闻知识》，将全文发表《新莱茵报》中文版第4号、第5号和第14号。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壮举，也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提升到学术化和国际化的高度。
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4月12日，马克思在科隆恢复出版《莱茵报》的会议上获得主持新报纸出版的全权。于是在6月1日，被普鲁士当局于年查封的《莱茵报》以“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的崭新名字问世了。
一
、编译《新莱茵报》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
《新莱茵报》的出版是践行《共产党宣言》纲领和策略的最近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早的全面展示，因此我国有无数研究《新莱茵报》的文章。但其材料基础，至今仍然是60多年前根据俄译文转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文章的中译本，没有一位作者（包括本文第一作者）看过《新莱茵报》。而这一中文版本，仅是他们在《新莱茵报》发表文章的六成，其中还有约十分之一被证实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外，《新莱茵报》十分之九以上的内容没有翻译为中文。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至今一卷也未出版。
鉴于以上情况，编译《新莱茵报》中文版是必要的，但也很艰巨，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学界把《新莱茵报》翻译为本国文字，哪怕是完整的一号报纸。因而，编译全套《新莱茵报》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显然不言而喻。
仅从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新莱茵报》完整编译的必要性在于以下三方面。
（一）《新莱茵报》的整体运作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不可以简单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新闻与整体报纸分割开来。
《新莱茵报》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八位编辑部成员均为盟员。报纸始终贯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纲领——“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恩格斯，a：5）。每号报纸出版前，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会对所有稿件（包括广告）审读、修改，甚至重写部分稿件。马克思在年9月15日给普鲁士工人运动领导人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的信中，提到编辑部成员毕尔格尔斯（HeinrichBürgers）发表在第2号头版的文章《民主派》（diedemokratischePartei）被他删掉了一半，改写了另一半（马克思，a：-）。另一位编辑部成员斐迪南·沃尔弗（FerdinandWolff，“红色沃尔弗”）是报纸驻巴黎的记者，一直关心法国的革命运动，他从法国报纸和法国国民议会记录上获取信息，撰写了多篇轻快诙谐的文章。沃尔弗的文章经过马克思的加工润色，有着鲜明的理论分析的特点。马克思认同沃尔弗的文章，后来在撰写《至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直接引用这些材料（施米特，）。
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一些文章甚至难辨作者。发表过50多篇新闻的编辑部成员德朗克（ErnstDronke）擅长使用文学手法，文笔和马克思非常相像，以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误将德朗克的两篇文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在波兰》收录在第6卷里（第-和-页）（康捷尔，：）。
当时报纸的新闻报道和时评匿名是一种工作惯例，《新莱茵报》上除了编辑部成员维尔特（GeorgWeerth）和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Freiligrath）的文学作品署名外，其他文章都是在讯头用不同数量的星花、叉号、正方形、三角形、十字等符号标注各地发来的通讯。这些符号目前是判断作者的关键，如写于科隆的文章和恩格斯关于匈牙利革命的报道，一般标为“**”“*”，通讯员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EduardvonMüller-Tellering）年夏至年初从维也纳寄来的通讯标为“♀”，后来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寄来的通讯标为“△”。此外，还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中判断，例如恩格斯年5月15日在给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民书店出版社领导人海尔曼·施留特尔（HermannSchiüter）的信中，提到“有关六月起义的一些文章，其中只有一篇很出色的文章是他（指马克思《六月革命》）写的。对斗争等等的全部叙述（阐述年巴黎六月起义的一组文章），都是我写的。反对巴枯宁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那篇文章（《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也同样是我写的”。不过仅靠辨认符号标记和查阅信件，难以断定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所有文章，就连恩格斯也承认：“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恩格斯，b：）。
（二）不可以仅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而忽略《新莱茵报》作为报纸的无形版面语言。因而，直接根据德文原文编译完整的报纸是必要的。
每天出版的报纸是一个整体，是马克思作为主编的完整作品，综合而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包括报纸经营思想），如果脱离了报纸的全部内容而研究马克思或恩格斯在报纸上的文章，难以对他们的新闻观做全面解读和进一步研究。
《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文章（不到全报内容的十分之一）收入各种版本的他们著作全集、选集、文集，传递的仅仅是一种文本，遗失了报纸本身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如马克思如何对报纸版面进行编排（版面语言），这种编排本身是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观的第一手资料。更大的遗憾还在于以往收录他们文章的情况较为混乱。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新莱茵报》的研究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年出版）和第6卷（年出版），这两卷以及后来出版的第43、50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仍然没有收录齐他们在该报所发表的文章（只占他们发表文章的约六成）；这些卷次里，还收录了一些并非他们撰写的文章。
以年6月（创刊第一个月）的30号报纸为例，对比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第1部分第7卷和中文第1版第5、43卷，可以发现MEGA2Ⅰ/7删去了5篇文章，新增了38篇文章。新增的文章大部分是恩格斯关于意大利革命和普鲁士—丹麦战争的报道，这些都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观的重要史料。
仅以上未有中文版的篇目就已经令人向往，想要目睹他们报纸文章的风采。涉及他们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文章的MEGA2第1部分目前还没有出版第8卷和第9卷，但根据德国文献档案数据库（DeutschesTextarchiv），已经可以完整地看到最新研究的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文章的全部篇目。
（三）在原始版面的基础上，才可能使得《新莱茵报》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真正起点。
《新莱茵报》停刊后，翻译和研究它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息，马克思、魏德迈（JosephWeydemeyer）、施留特尔等多次打算将报纸上的文章出版成册。列宁年惋惜地写道：“马克思在这个到现在还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没有收集起来，也没有全部重新出版”（列宁，：84）。
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上，时任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党组书记、副所长戴邦提出：“以往对《新莱茵报》的介绍，大都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从报刊工作的角度来研究，就可以看到，《新莱茵报》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的报刊世界中，它在版面、专栏、时效、编辑部的分工合作、报纸批评、文风、客观报道与党派立场、报纸通讯员、社会新闻报道，甚至报纸的发行、广告等等方面，都体现了无产阶级的特点和创新精神。如同我们研究《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一样，研究《新莱茵报》对我们现在的新闻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戴邦，：11）。时任新闻所首任所长的安岗当时倡议：“我们能否把《新莱茵报》都翻译成中文，让全国新闻工作者都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编报、怎样写稿、怎样做评论工作的。下一次我们能否来一个关于《新莱茵报》的专题讨论会，研究这张报纸的一切方面，包括它的文体、写作艺术”（安岗，）。郑保卫年回忆当年撰写《新莱茵报》选题方向的硕士论文时，查看过保存在人民大学图书馆的《新莱茵报》影印版（郑保卫，：68）。本文第一作者在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年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就想研究《新莱茵报》，后因德语不好作罢，现在的最终目标是翻译整个《新莱茵报》（陈力丹、黄煜、廖雪婷，）。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要建立在《新莱茵报》这样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探讨报纸的消息来源、编辑部的分工与合作、报道角度、写作风格、营销策略、与读者关系、与广告商关系、与印刷厂关系、发行渠道、报纸的运送与分发等等，这些属于遵循新闻规律的诸多新闻业务问题。这些必须研究的内容，由于看不懂原版《新莱茵报》，至今未被马新观的研究者全面考查过。
二、译介《新莱茵报》过程中的差误
20世纪初，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新莱茵报》也被介绍到中国。从年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近世社会主义》提及《新莱茵报》算起，迄今已有将近年的引介历史。由于当时国内通晓德语的人极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不少是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翻译传入国内的，即从各种欧洲语言翻译为日语，再从日文翻译为中文。这样的二次翻译难免会产生译文失真，甚至背离作者原意。
《近世社会主义》原文是日本有斐阁出版社年出版的福井準造所著《近世社會主義》，赵必振年将此书翻译并引介到中国，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书中介绍《新莱茵报》文字如下：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既兴。马陆科斯（马克思——引者注）再归德意志。野契陆斯（恩格斯——引者注）初与其友乌拉陆列及诗人列拉伊利科拉托等相谋。兴一杂志。题为“意希野额西特”。盛唱民主主义。与劳动者之味方。以倡一世之舆论。而其所说。与日耳曼联邦之共和组织相反对。与当时支配社会复旧的运动。大示攻击之旨。为劳动者而吐万丈之气焰。保证其利益。而怜其不幸。于劳动以外之阶级。其利害休戚。与劳动相反背者。则必痛论之，以故政府又禁其续刊。其设立后。仅一年。至四十九年。忽遭废止。同时共其创立者。咸被放逐。流寓于他方。马陆科斯。再至伦敦。至千八百八十二年乃卒。
新意希野额西特唱社会民主主义。喷满腔之热血。刊行于时。其创立者为一诗人列拉伊利科拉托。尝为一诗。刊于其上。乃其告终之绝命词。革命之精神。跃跃于纸上，以助马克斯之指挥焉。”（福井准造，/：-）
这两段文字中存在大量不知所云的音译词，如马陆科斯、野契陆斯、乌拉陆列、列拉伊利科拉托、意希野额西特等。作者在凡例中解释：“本书所揭载之人名地名等。于固有之名词。大抵随其原者。而附记以片假名。”当时日文著作中采用片假名音译来源于欧洲的一些专有名词，这样可以在日语中能读出和印欧语系类似的发音，中文译者会将这些片假名再次音译为汉语。
对比原文出处发现，马克斯（マルクス）、恩格尔斯（エンゲルス）、乌拉陆列（ウヲルフ）、列拉伊利科拉托（フライリクラッド）、意希野额西特（レ二ッシ ユガ ゼッテ）的读音近似德语“Marx”（马克思）、“Engels”（恩格斯）、“Wolff”（沃尔弗）、“Freiligrath”（弗莱里格拉特）、“RheinischeZeitung”（《莱茵报》）（福井準造，：-）。根据柏林MEGA促进协会的弗朗索瓦·梅利斯（Fran?oisMelis）考证，这里的沃尔弗应该是威廉·沃尔弗（WilhelmWolff），而不是斐迪南·沃尔弗（FerdinandWolff）（梅利斯，：48-49）。此外，中文版中“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既兴……兴一杂志题为『意希野额西特』（《莱茵报》）盛唱民主主义”的这句话存在明显错误，《莱茵报》在年4月1日就被查封了，马克思在这年3月18日发表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对比日文版第页和页，发现原文两处表述为“新『レ二ッシ ユガ ゼッテ』”和“『新レ二ッシ ユガ ゼッテ』”，由此可见，赵必振在翻译时漏掉了前一处的“新”字，造成了《新莱茵报》误译成《莱茵报》。
此后涉及《新莱茵报》的内容多散见于介绍马克思学说和传记的著作中，翻译也存在译名不统一、言不达意等诸多问题。年江南书店出版的李阿蕯诺夫《恩格斯马克思合传》，科隆译为“哥隆”（第页），弗莱里格拉特译为“胡丽利拿德”（第页）。年新生命书局出版的高畠素之（たかばたけもとゆき）著、陈宝骅等译的《马克思十二讲》，《共产党宣言》中“幽灵”（Gespenst）译为“怪物”（第15页），弗洛孔（FerdinandFlocon）译为“夫罗昆”（第16页），沃尔弗译为“服尔夫”（第16页），德朗克译为“德伦凯”（第16页）。年骆驼书店出版的默林（FranzMehring，梅林）著、罗稷南译的《马克思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译为“斯乞里斯委—荷尔斯坦”（第页），科隆译为“戈龙尼”（第页），德朗克译为“杜龙尼”（第页），弗莱里格拉特译为“弗利里格来士”（第页）。年劳动出版社出版的凌圣的《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介绍了编辑部成员时，使用了杜龙尼（德朗克），维尔斯（维尔特），威廉·乌尔伏（威廉·沃尔弗）（第18页）等译名。就连《新莱茵报》在历史上都有《新莱茵新闻》《新莱茵时报》等多种译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出版时，当时的材料自然没有现在详尽和准确。因而现在的编译，只要发现新材料，均做了新的解释或补充。例如第1版第5卷页，介绍法国海军上将沙尔·勃丹（CharlesBaudin）卒于年，可是翻阅年6月1日《新莱茵报》第1期第三版新闻，显示“Der14.Mai……Am15.Morgens.……AdmiralBaudinlagmiteinerziemlichstarkenfranz?sischenFlottevorNeapel.（5月14日……15日早晨……海军上将勃丹率领着相当强大的法国舰队守卫在那不勒斯）”（Engels，：S.3）。按照《全集》的说法，卒于年的勃丹上将怎么会出现在年5月份的报道呢？通过进一步查证《海军历史上的名人录》（WhoswhoinNavalHistory:From0tothePresent）《法语的探险和遭遇》（ExplorationsandEncountersinFrench）等著作，发现均记载勃丹卒于年，显然《全集》弄错了勃丹的生卒年。
再如《新莱茵报》第1号报道了马克思的老乡、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瓦德涅尔（VictorNikolausValdenaire），《全集》的人名解释只有一句话：“生年不知，死于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现在可以搞清楚他的生卒年为—，革命失败后他还与马克思保持联系，到伦敦拜访过马克思。《新莱茵报》关于他的报道共有4次（其中一次为恩格斯执笔），持续三个月，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形成了一个历史事件。瓦德涅尔是年3月马克思故乡特利尔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随后当选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就在他去柏林赴任时却在当地以暗杀罪被捕，随后改为叛乱罪。国民议会5月22日讨论了他作为合法选举的议员的豁免问题。7月18日，议会经过热烈辩论，决定在议会期间解除对他的调查和监禁，立即召他到柏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签署了关于议员豁免权的法律。此案在德国开了议员豁免权的先例。这一重要事件，《新莱茵报》前后都有报道加以记录。我们为“瓦德涅尔”所做的注释，用字简洁而清晰地展现了事件的过程与报纸对新闻价值的准确判断。
已经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马克思或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虽然是从俄译文转译的，翻译水平总体较高。编译《新莱茵报》可以直接采用这个版本的译文，但需要对其中的人名、地名和事件重新做注释，补充新的注释；对个别错译需要更正，对关键地方不够准确的译文需要适当重译。
例如《全集》第43卷发表的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第3号关于丹麦—德国战争的新闻，其中他引证了一家报纸的报道：“在阿尔森城外执行警戒任务的联邦军队……”（恩格斯，：5）。当时的译者可能没有查阅地图，阿尔森是一个岛，不是城市，“阿尔森城外”的原文是AlfenaufdenVorposten（Engels，：S.2），中译文有误，我们纠正为“阿尔森岛前线”。
再如《新莱茵报》第号刊登的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上关于《新莱茵报》诽谤案的辩护演说，《全集》第6卷的一段译文是：“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这段话被很多本学科的论文引证，把“耳目”“喉舌”单个挑出来强调马克思提出了报刊是耳目喉舌的思想，不在少数。其实这里有些译文是不够准确的。这句话原文是：SieistihremBerufenachder?ffentlicheW?chter,dasallgegenw?rtigeAuge,derallgegenw?rtigeMunddeseifersüchtigseineFreiheitbewachendenVolksgeistes.（Marx，：S.）“耳目”的对应词是Auge（眼睛），“喉舌”对应词是Mund（嘴巴）。与中译文“社会的”对应的是?ffentliche（公众的）。原文没有“千呼万应”的对应词。全句可译为：“报刊按其使命，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积极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极具影响力的发声者。”中、德的文化语境不同，翻译需要尽可能回归本来的语境氛围，再适当考虑中国的语境。
中文版《全集》关于《新莱茵报》广告费的翻译也有差误。第6卷第页中的表述为“第四版小号字一行或者相应的篇幅收广告费一银格罗申六分尼”。查阅报纸发现原文是：“Inserate:DievierspaltigePetitzeileoderderenRaum1Sgr.6Pf.”（NRhZ，：S.1），Petitzeile是一个合成词，Petit来自法语，是一个印刷行业专有名词，意为“8点活字”，8点=8磅=1/9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Zeile是德语“字行”的意思。这个合成词并不是指“小号字”，而是“8点活字每行”或“8磅铅字每行”。因此，正确的译文应该是——“刊登广告：第四版8点活字每行或者相同的篇幅（收广告费）1银格罗申6分尼”。
虽然中央编译局年出版了上下两册全套《新莱茵报》（缺第号等），不过由于印刷量过低（套），且全文均为哥特体（Fraktur，也称尖角体或花体字），难以辨认，导致本学科没有人看过全套《新莱茵报》，对报纸进行的研究也都是根据少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文和其他二手材料，缺乏学术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在这些残缺甚至是错误的史料基础上做研究，“对马新观的研究无疑是一种伤害……首先要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做研究，如果连忠于史实都做不到，那样的研究没有任何学术价值”（陈力丹、黄煜、廖雪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必须要建立在完整史料的基础上，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恩格斯，：），才能将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恩格斯，b：）。
三
、准确而忠实地编译《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是了解、研究、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思想的一手史料和基础文本。《新莱茵报》共出版号正刊（其中12和13号、77和78号、88和89号合并出版，实为号）、第二刊（ZweiteAusgabe）30期以及各种附刊（Beilage）和号外等期，全部中译文预计万字，需要出版二十二卷。目前我们正在做第一卷的编译工作，已经完成前28号和终刊号的翻译，但编辑工作需要几年时间。
《新莱茵报》出版的时间正是欧洲—年革命时期。德意志邦联分为34个邦和4个自由市，民众日常生活出现许多新生事物，报纸背后的历史社会背景较为复杂。报纸上的语句较多使用动词的第二格，用词高雅，采用的哥特字体华丽复杂，是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德语地区的通行印刷字体，其中有很多字母容易混淆，例如“I”和“J”、“G”和“E”、“B”和“V”、“R”和“N”、“f”和“s”、“x”和“r”、“y”和“h”、“k”和“t”、“tz”和“ch”、“ch”和“ck”、“sz”和“tz”、“sp”和“th”等。多年的时间间隔、复杂的历史背景、难以流畅阅读的哥特字体，造成了学界几乎无人了解这份报纸，翻译也就成为当前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思想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自己著作的翻译。恩格斯谈到《资本论》翻译时指出，这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因为马克思的写作风格简洁有力，精于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语，举例时涉及一切科学部门，援引十几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在看过亨利·迈尔斯·海德门（HenryMayersHyndman）翻译的《资本论》英译文后，恩格斯批评布罗德豪斯（海德门的笔名）“译文远远没有忠实地表达原文……完全没有具备一个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者应该具备的才能”（恩格斯，：-）。正确的翻译方法应该是先由译者们翻译，然后恩格斯审查译文并用铅笔写上意见，再把译稿退给译者，然后进行协商，解决有争论的问题。最后恩格斯得再通看一遍，从文体和技术角度检查一下，看是否准备好可以付印，同时还要检查一下涉及的英文原著中找到的引文是否正确（恩格斯，b：）。理想的译文应该是“富有表现力的德语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来表达，必须使用最好的词汇，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恩格斯，：）。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报告也提到：“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毛泽东，：）。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周年诞辰讲话中强调：“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习近平，）。
编译全部《新莱茵报》的目的，是要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年主办报纸的全部内容原汁原味翻译成中文，并对新闻报道中涉及的事件、人物、生僻地名、历史背景、报刊等做出注释与说明，为读者提供准确、真实、全面的历史本来面貌。编译工作需要通过深入考证和研究，澄清基本事实，廓清思想，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差误或教条式的理解，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新莱茵报》的编译将由四个部分组成：版面示意图、正文、注释以及索引。为准确而忠实地编译，除了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现有译文的编译风格外，努力做到“意思准确，文字通顺”。遵循的编译原则有以下四方面。
（一）报纸的所有内容按原貌完整展示。
绘制的报纸版面图虽然是示意性质的，但均与原版报纸一一核对；中译文与原文阅读（从左至右，从上到下）顺序一一核对；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译文与国际历史考证版第2版一一核对；广告版中涉及的图画（如手指、三桅帆船、火车、花环、房屋、酒桶、天使、小丑、徽章、鸟笼等）与原版报纸一一核对。报纸的版面设计、标点符号、讯头、引文、分段（分行、分节）、字体（加粗或加大间距）、数字、横线、分栏线、着重号等等，所有标识和位置都依照原版的位置展现。编辑部有意强调的单词或句子，排版过程中加大加粗字体或加大单词字母间隔，中译文用大号黑体字或黑体字表达着重的意图。由于当时新闻匿名提供者在讯头采用各种符号，如**，*，???，×，□，┼，＋，?，—，#，△，卄，§，♀等，均原样显示，因为讯头的标志成为考证作者身份的重要依据之一。译文中需要添加编者注释的信息，如转版、转栏信息、部分非德文等，则用中括号“[]”标注。
（二）参考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统一译名。
按照翻译中“定名不咎”的惯例，报纸上的人名、地名、报刊名、货币、度量衡等专有名词翻译依据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法。参考资料有中央编译局公开或内部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注释选编（第1-39卷）》（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说明、索引（第40-50卷）》（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名译名手册》（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地名译名手册》（年），以及新华社译名室近几十年编辑的一系列外国姓名译名手册，如《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年）、《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年）、《罗马尼亚姓名译名手册》（年）、《英语姓名译名手册》（4年）、《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9年）、《德语姓名译名手册（修订本）》（年）、《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年）等。极个别情况下也有例外，如K?ln旧译“科伦”，现在译为“科隆”；Elberfeld旧译“爱北斐特”，现在译为“埃尔伯费尔德”。
（三）以准确客观的注释补充正文。
由于这份报纸距离现在已经多年，需要通过注释帮助读者了解报道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事物，如历史上的党派、团体、组织、机构，会议，法律、法令、法案，文件，条约、协定、照会，战争、军事行动，主义、学说、著述、作品，名词、术语、典故等。报纸上出现的人名，尽可能都加以注释。实在无法查到，后面用中括号“[]”标注德文原名。比较著名的地名可以不予注释，如巴黎、慕尼黑、斯图加特等；名气较小或现在已经改名的，需要加注释。凡是报刊名称都要加以注释，很多报刊名在《新莱茵报》上是缩写，考证是哪家报纸或期刊成为一项较为艰难的工作。由于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译文和注释主要来自苏联的俄文第2版，有不少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存在以观点划线的情况，这次编译，对这些情况都做了修订，力求准确、客观地呈现历史人物及事实的评价。
这里特别谈一下广告里出现的人名、地名和专用名词。原来设想的广告翻译，只把原文译出即可。但我们在对第1号广告里的广告商、广告里出现的各方面艺术家和专门家、邮轮航班到达的地点和结婚广告里女子原来居住的地点、广告里出现的度量衡等做了实验性查找和注释，发现这是一个进一步研究《新莱茵报》广泛社会联系的巨大的历史资料库。
原来在该报上刊登广告的商人或商业公司，很多是德国甚至后来世界闻名的大公司，一些商人是社会名流。一则艺术展览会的广告，提及20位艺术家，我们几经周折查到其中15位的身份，全部是欧洲中世纪至19世纪的大家。对邮轮广告里地名逐个查找，看到了《新莱茵报》的交通网：从科隆到德国各地，或经荷兰到欧洲各地，到北美洲、南美洲各地的交通图景。科隆市民生活情况的广告中，结婚公示虽然只有一句话，但这句话里女方的居住地与科隆的距离，无形中展现了当时人们社会关系圈的大小。6月1日的报纸公示了5月27日的三对结婚情侣：
来自菲尔特的鞋匠塞巴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韦斯特霍尔茨和来自吕滕的索菲娅·弗兰克·特姆。——本地木工彼得·威廉·科普斯和来自黑默盖斯特的安娜·伊丽莎白·辛齐格。——本地短工约瑟夫·德夫勒和来自弗雷兴的安娜·玛丽亚·诺依曼。[翻译：钱桐]
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男方分别是鞋匠、木工、短工。第一对情侣分别从较远的地方汇聚到科隆，男方来自在科隆东南方公里的菲尔特，女方则来自科隆东北方约80公里的吕滕。第二对和第三对，男方均为本地人，分别娶到了科隆附近20里内的女子，黑默盖斯特是科隆西北部大城市杜塞尔多夫的农业区，弗雷兴是位于科隆西部的古镇，距离科隆都比较近。这些材料说明，当时的社会关系网已经随着交通的便利向较远的地方延伸。
（四）编写人名、生僻地名和报刊索引。
《新莱茵报》涉及大量人名、地名和报刊，有必要编写索引进行分类排列，以便读者查阅。所有索引均按照字母表顺序进行中德（或其他文字：法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波兰文、捷克文、比利时文等等）双语排列。人名格式姓在前、名在后，附上人物生卒年和主要事迹。地名格式中文在前、德文（或其他文字）在后，然后是现在使用的地名语言及发音（很多当时的德文地名随着历史的变迁已经不属于德国，需要区分历史地名和现代地名），并简要介绍地理位置和特征。报刊格式中文在前、原报名及缩写在后，并简要介绍报刊的创办时间、地点、主编、派别属性或政治倾向等。这项工作极其繁杂，往往为了一个注释花费很长时间，但成功的喜悦也给予了我们回报。
《新莱茵报》约万字的中译文翻译量，至少需要十年时间、两代人来完成，虽然这项工作极其艰巨，却很有意义。一切能推动学科发展的著述无不以历史真正面貌的追索为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历史真面貌的呈现又无不以丰富真实的原始史料为基础，离开史实，历史无由存在（周振鹤，：1）。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既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以负责任的态度和科学精神对待《新莱茵报》的编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恩格斯的期望：“虽然我们摹仿不了马克思的文体，但也必须使我们的文体不要同他的截然相反。对此请稍加注意，这样咱们译出的著作才可以毫无愧色地拿出去。”（恩格斯，b：80）
（封面图片源自网络）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新闻大学》年第11期（总第期）。引用请核查原文；转载请联系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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